草木生边气，城池泛夕凉——古城墙

撰文：章丽椿 摄影：李华成 资料图片提供：徐征伟

中国历朝历代都曾大量建造城墙，其中以秦汉时期最为突出，我国著名的长城就是那时的孓遗。后来人们为了加强城墙的防御功能，还增加了内、外护城河，这种城墙与护城河的复合体，在古时被称之为“城池”。城内、外的联系主要通过陆路和水道，陆路经由城门架设桥梁。水道的出口处需穿过城壁，建立贯通城内外水的闸门。在冷兵器时代里，城墙是人们安全的依赖，在我国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

古代的城墙，用来防御敌兵，亦作为界限的划分。对于现代人来说，古城墙绝不仅是一堵墙，重视它，保护它，意味着延续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嘉定是以“教化”著称的江南古城，建县至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作为嘉定县治标志的城墙，伴随着古城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如今虽只剩下了两段残垣断墙，但它的兴衰存亡仍然牵动着嘉定民众的心。

“十字加环”成格局

嘉定的城墙始筑于首任知县高衍孙上任后的第二年，即宋嘉定十二年（1219）。起初仅为土城，历经百年沧桑后，土城已渐溃败。

元至正十八年（1358）为战争防御需要，太尉张士诚遣派将官呂珍到嘉定，改用砖石修砌城墙，并加宽了外城河，嘉定城墙的周长增至1694丈，高1.5丈，基宽4丈，顶宽3丈。设有四个城门，分别是东门“宴海”，西门“合浦”，南门“澄江”，

北门“朝京”（后改为“观潮”）；另设了东、西、南三水关。外城河距城墙5丈，河面宽13丈，底宽8丈，深1丈；内城河的河面宽2丈，底宽丈二，深半丈许，嘉定城也就成为“十字加环”的格局。

抵御倭寇，万、杨知县筑城有功

明朝，由于倭寇经常从海上入侵江南地区，为免除倭寇入侵、骚扰嘉定县城，明正德七年（1512），知县王应鹏重筑城墙。至明嘉靖十五年（1536），嘉定增设了北水关，并建楼三楹。因连接东西门的大街，位于练祁河北岸，因此建于练祁河的水关，也位于东、西城门的南面，而南北向的横沥位于南、北大街的东面，所以南、北水关也就建在城门的东面。由于东大街的东端和练祁河相距甚近，因而晏海门（东城门）和东水关相距仅二十多米，两者几乎相连。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五月，倭寇再次攻城，破败的城墙已不堪御敌，知县万思谦带领全城官民击退倭寇后，决定于当年十月组织民工，乘敌来犯之隙，奋力筑成御倭。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在城上用砖块砌起了齿形小墙，名为“城碟。”整座城墙周长增加到2266.6丈，高2.5丈，基宽5丈，顶宽3丈，与以前的城墙相比，气势雄伟。次年，杨旦接任知县后，又筑城上小墙2369垛，并将所有小墙加高4尺，同时分筑观察台16座，守铺34间；四城门上各建楼一座，改澄江门为“宣文门”，合浦门为“济漕门”，观潮门为“振武门”；还加阔东、北的水关，修葺了南、西、北三门月城，并增建东门月城，采用垒石为堤，裹铁为门；重浚外城河，将外城河的周长延至2339丈，深达1丈。

在江南地区，象嘉定这样坚固宏伟的县城墙实属鲜见，时人称其可与“东南诸城称雄”。李白诗云：“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嘉定虽然无诗中的青山，但是城墙和城河却蔚为壮观。嗣后，倭寇数次进犯，均未能得逞，全城百姓对万、杨的筑城功绩均称颂不绝。

汇龙关、南水关的开闭

明万历十八年（1590），嘉定知县熊密在南水关东南方，位于唐家浜与南杨树浜之间，开辟新的水关，名为“汇龙关”，横沥河的水流可绕道经“汇龙关”排入城河。明万历三十年（1602）知县韩浚塞汇龙关，开南水关，让横沥河水快速排入外城河中，此举约延续了六十年。清初因浏河与吴淞江均淤塞，仅石家塘一水自北经县城直流而去，顺治十八年（1661）知县吕奇龄重开汇龙关，塞南水关，进行补救。后来经过对两河进行疏浚后，淞、浏水在练祁汇合，水势十分平稳，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闻在上又恢复南水关，塞汇龙关，乌青学（风水学）以为如此可以趋吉避凶。嘉定位于浏河与吴淞江两大水系间，嘉定镇因受到水流潮汛的影响，故南面的两个水关开启不定。旧说：“浏河水盛应塞南水关，使不直流。而吴淞江水盛时，应塞汇龙关而开南水关，使不迂道。”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县丁国恩重开了汇龙关，并采用石栅，至咸丰三年（1853）知县冯翰去石填土，此后便一直使用南水关，汇龙关由此就废除了。数百年来南水关与汇龙关的开闭，由此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由于古人笃信风水，明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熊密在辟汇龙关时，还建有钟楼一座，楼上置巨钟，认为“于方位为卯向，以屹立于龙关之口，于位为负阳而抱阴。”光绪六年（1880）地图标明汇龙关位于钟楼东，而民国元年至三年（1912-1914）汇龙关却标在钟楼之西，并有“朝阳”二字，也许为汇龙关的别名，该关的位置按现钟楼遗址来看，应在钟楼之西，但汇龙关随着城墙的拆除已经无处寻觅了。

拆城保城针锋相对

嘉定的城墙和内外城河，在明、清时期，官府均多次整修加固、疏浚。民国年间围绕嘉定的城墙问题，曾开展了一场争论，民国十五年（1926）7月，以黄守孚为首，联名请县署拆除嘉定城墙，理由有：城墙为封建制度的产物、筑城墙动耗巨款、城垣只能保护城内之民，而拆除城墙后能便利交通等等。同年十月，顾和澍等反对拆城，并呈请县署修葺城楼、月城。翌年8月25日，国民党嘉定县党部召集各公团代表会议，议决组织拆城委员会，推定拆城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并拟定了委员会条例。可三天后，即8月28日，城内嘉定银行、济平公典等在邑庙召开保城会议，推举向县党部请愿的代表和保城委员及候补委员，并函请城市公所召集市民讨论。一时间拆城和保城双方的争论针锋相对难分难解。

相持到民国十七年（1928）3月，县建设局为方便行人来往，拟先行改建南门外吊桥并拆除月城。同年5月，南门外吊桥改建竣工，6月拆除月城的提案经县政府行政会议通过，7月南门月城予以拆除。南门月城拆除后，《嘉定新声》于同年12月1日发表《一件惊人的统计》一文，谓“城门有了月城，每人走过一次，就要多走五十步……大家看，南门拆除了月城，行人来往何等便利。所以东、西、北的月城也希望快些拆除。”之后，县建设局亦计划将这三门的月城一并拆除。次年10月10日，省政府会议决定拆除月城，即令执行，东、北、西三门的月城遂于民国十九年（1930）5月先后拆除。

月城拆除后，人们进出城不再要绕道，除东门外大街位于城门的东北方向，其他各门的外大街均与城内的大街在同一轴线上，民国二十年（1931）对于被淫雨倾塌的东北城墙曾有修缮之举。随着“一·二八”和“八·一三”兵事的爆发，拆城和保城之间的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城池遗迹留烙印

解放初，嘉定的城墙仍基本完整，风貌依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加之城墙已经失去防御意义，嘉定的城墙、城楼渐渐地被拆除，城砖用作建造人民大礼堂、嘉定第一中学、仓库等。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嘉定城墙、城楼已全部拆除。至今尚存的遗迹除了外城河，南、西水关外，还有西水关两侧以及南大街两侧的古城墙残断。至于博乐路到仓场路沿外城河内侧的弧线上（西段在紫藤公园内），至今仍布满了断断续续的土堆，这些土堆便是当年城墙遗迹，最高处近两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拆城墙后不久栽种的龙柏树，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印烙着岁月风雨。

2009年7月，在嘉定老城区泵闸改建工程施工时，发现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北水关遗址，位于嘉定古城嘉定镇护城河内侧、横沥河北端。考古队透露，该水关西半部分下部的石筑结构较完整，南北长14米，东西宽9.3米。水关西半部分发掘出土瓷片的器形、纹饰年代下限约在嘉靖年间，与文献记载吻合，是嘉定人民抗倭的重要见证。

西城墙现貌

西水关现貌

南水关现貌

1867年，嘉定西门城墙。

1940年代，嘉定县城南水关。

1951年，嘉定县城西北角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