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老照片中的嘉定往事

1868年，嘉定的圣湖，（英）亨利·坎米奇摄。

1900年代明信片，辅文桥与南下塘街。

1913年，汇龙潭中龙舟竞渡，（美）施塔福摄。

1930年代，奎山公园热闹景象。

1921年，孔庙魁星阁，欧阳慧锵摄。

1937年11月13日，嘉定南门景象。这是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所出特刊。

1948年，嘉定县公立普济医院主楼及化验楼。

十年动乱初期，游客在孔庙仰高坊前留影。

教化之城 礼乐嘉定

老照片作为“看得见的历史”，近些年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这与它所反映的内容，即社会历史各方面的信息是分不开的。近30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不管是传统的市镇，还是广大的农村，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旧更替的过程中，如何追寻过往的岁月风貌，或是回忆那些旧日时光的记忆，那些带着岁月印痕、泛着微黄的老照片无疑是最为直接的载体了。

近年来，嘉定题材的历史老照片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关注。几年里，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嘉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先后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嘉定影像资料，这些影像对于加深嘉定近现代历史的了解，意义重大。现按其反映的时代先后，通过研究人员的解读，让我们一起追忆嘉定老照片中的那些人，那些事。

老外眼中最早的嘉定城

在中国摄影史上，嘉定是早期西方摄影师涉足的地方之一，在十九世纪的影像文献中，也有一定量的嘉定内容，这是嘉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在能够看到的关于嘉定的最早影像，是1868年英国人亨利·坎米奇（HenryCammidge，1839-1874）拍摄的。据英国人泰瑞·贝纳特所著《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介绍，坎米奇的最早作品是拍摄于1863年的《昆山的水门》，书中在介绍他的其他作品时提到了1869夏季出版的《中国杂志》第三卷，这其中有他拍摄的《嘉定的圣湖》等作品。这张《嘉定的圣湖》记录了嘉定孔庙宾兴桥（俗称龙门桥）两岸风光。据清光绪《嘉定县志》卷九《学校志》载，同治六年（1867）“（代理知县汪福安）重建龙门（文昌阁）”，按照片中树木葱茏景象与人物着装可知，时间当在夏天，又据《中国杂志》编辑出版日程的资料推知，此照当摄于1868年。

晚清嘉定题材的影像作品，现在可知的作品还有坎米奇《嘉定郊区景象》，此作与《嘉定的圣湖》为同一时期。另外还有1870年代的《嘉定孔庙魁星阁》、《嘉定城中横沥河两岸风景》与1880年的《靠岸》；《靠岸》反映的是船只停靠孔庙前汇龙潭边，人们等候接迎客人的情景，可惜的是这批作品的拍摄者无从考证。

1900年代的嘉定影像作品，是当年菲律宾烟草公司等商业机构出品的一组明信片。这组明信片反映的是以孔庙为主的风景，另外还有嘉定城南水关、西门外香花桥等。

五花八门的民国影像资料

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在1920年代以后，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与其在国内的推广，摄影作为新生事物与传播新媒体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为大家接受。嘉定丰富的文化积淀与独特的人文景观，使这里成为寻访历史者十分乐意光临的地方之一。随着中外摄影人的不断来访，嘉定的古迹风貌、民风习俗与市民风采，也藉着镜头得以定格，成为永恒的岁月印记。

较为集中反映1910年前后嘉定历史风貌的影像，是美国人施塔福拍摄的。据《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一书载，施塔福在1909—1915年受聘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摄影记者，这些年里他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留下了大量作品。该书中明确标注为嘉定的照片有近20张，内容涉及宗教、建筑、名胜、风俗、耕作等。其中摄于1913年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为我们重现了当年赛事时全城出动的热闹非凡的景象，可谓弥足珍贵。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期，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娱乐场所公园的出现与兴建，嘉定也不甘落后，于民国十七年（1928）筹划以孔庙原有建筑群为基础建设奎山公园，并于第二年春开放。奎山公园鼎盛时期，游客不断。“殿廷乔柏，尽堪瞻仰抚摩，泮水三桥，任听往来趋走。每当春秋佳日，遐迩士女之来游者，或就胜境摄影，或在中流荡舟，络绎不绝。”（周承忠《募修文庙公园捐启》）南翔古猗园当年也是探古访幽者乐意光临之地，观光客不断。惜两公园的面貌后来因“八·一三”抗战的爆发而归于冷落。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留下的大量影像作品可知，嘉定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是孔庙。1923年出版后一版再版的欧阳慧锵所著《摄影指南》中，有一张《嘉定学潭》照，此照康有为曾点评：“水静如镜，忽遇小舟过处，激荡成纹，几疑身临其境。”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著名摄影人金石声来到嘉定，也曾留下《魁星阁》与《嘉定学潭》两张照片。其时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制作的各地名胜风光中，也有《嘉定魁星阁》的身影。需要特别介绍的是，1932年“一·二八”与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时期的嘉定影像。两次日本兵的入侵，特别是“八·一三”抗战，给嘉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城镇被炸，人民流离失所，嘉定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受到重创。关于在抗战中嘉定的遭遇，嘉定区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上海市嘉定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中，有详细的图文介绍。有关“一·二八”抗战嘉定沦陷时期的影像，我们还可以从上海翥云艺术博物馆从北京拍得的当年日本兵的私人相册中窥见一二。相册中除了日本侵略者的耀武扬威以外，还可见嘉定遭遇的苦难。而“八·一三”抗战嘉定沦陷时的影像，当年侵略者的残暴，更是让人不忍直视。铭记这段苦难的历史，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对于嘉定中心医院的前身嘉定县公立普济医院，许多老嘉定人都留有清晰的记忆。1945年抗战胜利后，嘉定的有识之士众议创办一所较有规模的公立医院，为地方谋福。1947年夏在西门外沪宜公路边原普济寺原址兴工建设，第二年5月3日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后正式开诊。当时有楼房、平房等总计11幢，含主体楼、护士楼、门诊室、隔离产房、疗养楼、宿舍楼、库房间等医疗设备，在当时县级医院堪为一流，由葛成慧担任院长。后于1948年秋，又附设私立普济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一所。医院环境优美，人称“花园医院”，这在当年的老照片中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抢救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嘉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的前三十年（1949—1978），在百废待兴中前行的嘉定人民，励精图治，砥砺进取，虽然有过曲折，但经过不懈的努力，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时期嘉定的历史影像可参见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嘉定六十年图志（1949—2009）》。

嘉定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存丰富，文物古迹众多，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历来受到人们的珍视。但在十年动乱初期的所谓“破四旧”的运动中，大量的文化遗产受到严重冲击与破坏。

嘉定孔庙作为教化嘉定的象征，在重点冲击之列。当时“文化三馆”（文艺、图书、文物）的工作人员，为保护孔庙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了保护孔庙三牌坊与石狮栏，他们赶在古迹被破坏之前，用砖砌起了围墙，再在上面写上革命标语，古迹得以保全。这从当年游客在孔庙仰高坊前的留影中可以窥见消息。

嘉定早期的照相馆与摄影人

嘉定的照相业起步较早，据史料记载，在清光绪年间汇龙潭西侧就开设了照相馆。同时期还有开设在秋霞圃池上草堂西首的延绿轩中的美真轩照相馆（见周承忠《秋霞小志》）。宣统三年（1911），黄渡开设有孙记照相馆。民国初年，南翔古猗园有庐山轩照相馆；九年（1920），秋霞圃对面有汪开照相馆，惜因“八·一三”抗战爆发而告歇业。抗战后期至解放初期，嘉定镇先后开设31家照相馆（南大街、张马路口）、大光照相馆（法华塔院）、大同照相馆、光明照相馆（皆察院桥北堍）、天真照相馆、潭影照相馆（皆西门外唐家弄）、金城照相馆（胡家花园）等。南翔镇有庐山轩照相馆（后又在解放街开业）、大新照相馆（解放街）、云翔照相馆、国权照相馆（“十年动乱”后改名翔华）等。黄渡有大众照相馆、大光明照相馆、新新照相馆。到公私合营时，嘉定镇街道各家合并为一，名城厢合作照相馆。1957年，在西门护国寺前分设金城照相馆，1962年，城中路开设疁城照相馆。

嘉定因靠近上海，较早受到时代新风气影响，加之清末民国初出国游学的人员较多，摄影技术的引入与应用也较早，出现了一批爱好摄影者，其中有些成为了职业摄影师。早期重要的摄影人有吴匡时、黄曰骧、沈逸千、浦泳、张定山、陈之平、张祖麟等。

嘉定的老照片，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虽经历史变迁，然存世量犹很可观。随着收集的不断深入，加上有关历史影像专著的陆续出版，并现在发达的互联网上各种历史影像资料的分享，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嘉定的内容出现并被发掘。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关注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收藏历史影像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嘉定在收藏历史照片的总量上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