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德：嘉定人文历史中的一串珍珠

嘉定，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建县800年的历史积淀，古朴风雅的江南意韵，包容通变的人文特质，为嘉定的历史人文传承发展提供了滋养也奠定了根基。在这片土地上，同时也孕育出了嘉定人勤劳、质朴、有礼、温良、孝义等传统美德。

嘉定历史上，无论是名人、学者，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都曾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发扬光大：名人著书立言，恭身立德，百姓编唱民歌故事相传。这让嘉定始终散发着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气质。如今，嘉定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城市面貌需要更加整洁、有序，市民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妨让我们回首往昔，看看那些与美德有关的品质是如何在嘉定人的心里流淌、代代相传的。

论让：钱大昕《弈喻》释谦虚

□葛秋栋

我们常有“世事如棋”、“常恨人生不如棋”之说。清代乾嘉派学者嘉定钱大昕的《弈喻》一文，以下棋作喻，道出了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别人的不足与过失，而不容易发现自己身上的弱点这一普遍性弊病；这不仅是棋场上的弊端，更是社会上的通病，启发人们凡事要谦虚。

《弈喻》是围绕着“观人之失易，见己之失难”这一论点展开的。作者用生动简洁的语言，叙述了一次观弈和参与对弈的经历，写出了自己在棋场上的一种体会：即在观棋时，由于只看到别人的失算之处，所以常常讥笑别人不如自己，而当自己对局时，由于不容易发现自己的失算所在，却被自己讥笑的对象所打败。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对自己和对对手的棋艺判断有这么大的差距呢？这一次的切身经历，引起了作者的深思。经过思考后，钱大昕认识到了自己“彼此相嗤，无有已时”的错误作风，指出人们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

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杂文,以下围棋作为比喻,阐述了“人贵有自知之明, 也贵有知人之明,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轻视别人”的粗浅道理。如今，身处在一个相对浮躁的生活环境之中的我们，更应该与先哲钱大昕一起，接受为人要谦虚、谦虚是美德的道理。

附：原文翻译

我在朋友家里看下棋。一位客人几次输棋，我讥笑他计算失误，总是想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不如自己。过一会儿，客人请求和我下棋，我则很轻视他。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已经取得主动的局势。棋局快到中盘的时候，我苦思冥想更加艰苦，而客人却轻松有余。终局计算双方棋子，客人赢我十三子，我很惭愧，不能说出一句话。以后有人邀请我观看下棋，我便整天默默地坐着看而已，再不敢轻视别人。

现在求学的人读古人的书，常常非议古人的错误缺点；和现在的人相处，也喜欢说别人的不是。人本来就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如果来个换位思考，心平气和地估计一下，自己真的没有一点失误吗？自己能够认识别人的失误但是不能看到自己的失误，自己能够指出别人的小失误但是不能看到自己的大失误，自己检查自己的失误尚且没有时间，哪里有时间去议论别人呢！即使想掩盖以前的错误也是隐瞒不了的。事理方面的问题，人人都赞成自己认为正确的，人人反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可现在世间没有孔子那样的圣人，谁能断定真正的正确与错误？那么别人的失误未必不是有所得，自己没有失误未必不是大失误，但是人们彼此互相讥笑，没有停止的时候，简直连看棋的人都不如了。

讲义：嘉定小童知义

□冯晓磊

在嘉定历史上，流传着一个男孩牺牲自我、机智救城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嘉定人一直引以为豪，在小小的孩童身上就有如此忠义的气节，更别说还有嘉定三屠里黄淳耀等义士。

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的事，几百名倭寇欲攻打进嘉定县城。他们横刀跃马，四处抢掠，多次窜到城下，但只因为嘉定有城墙护卫，护城河又深又阔，才未能得逞。

当时，嘉定县衙里，代理县事的官吏胆小怕事，想逃腿软，想斗手软，只知道紧闭城门。至于如何抵御、如何摆脱危境，则一概不知。幸而城里有不少能人志士慷慨挺身，和官兵一起镇守四城门，才多次杀退了倭寇的猛攻。

四月十六日晚上，三更过后，远处传来汪汪的狗叫，这声音由远而近，却没有惊醒守城值夜的官兵，连日来的守城作战，使他们疲惫不堪。然而，这声音却惊起了一名住在西门城脚下的十来岁小男孩。

这男孩半夜饿醒，正欲撒尿，却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狗叫。小男孩很是机警，他掀开被子，披上布衫，跑到门外一看，正是皓月当空。西门城墙上，露出了一截截云梯。“是倭寇爬城了！”小男孩一口气攀上城墙，朝城外一看，城下果然是偷袭的倭寇，正顺着云梯向上攀爬。“贼兵来了，贼兵来了！”小男孩大声呼叫起来，尖锐稚嫩的童声，霎时划破夜空。

他推醒城上熟睡的士兵，捡起脚下踩到的锣，一面敲一面跑，一路呼叫。守城的士兵听到了，拿起刀枪、弓箭、棍棒、石块，奋起抗敌。

忽然一支冷箭射在小男孩腰背上，血流如注，可他浑然不知，跳下城，沿着大街敲锣，高叫：“贼兵打西城了，大家快起来杀贼啊。”

当人们扛着缴获的刀枪凯旋时，却发现那个冒死唤起全城杀敌的小男孩倒在了大街上，满身是血。孩子的名字大家无从知晓，只能悲痛地把他同那些护城中牺牲的兵民一起埋葬了。

为了纪念他的功劳，人们为他雕刻了一个小小的石像，安放在西门城墙上，把他叫做石童子。如今，西门城墙已经重修，石童子也永远活在嘉定人的心目中。

谈礼：名人著书阔论

□陶继明

历史岁月中，嘉定学者曾撰有一定数量的礼乐专著，文人之章中也多有礼乐主题。

“嘉定四先生”之首唐时升的《三易集》中有《乐以治心论》一文，专门论述了礼乐的基本功能。他说：“圣人之教，礼以治躬，乐以治心。夫自君臣、父子之间，以至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际，无礼则无所措手足。”唐时升将两者的作用论述得十分清晰形象。礼乐两者的作用可以互为补充，恰如治水，筑堤以阻之，凿渠以通之。比之礼乐，礼则堤也，重在节制，乐则渠也，重在导引。又如治病，服药以攻毒，调心以养生。比之礼乐，礼则服药，重在治标，乐则调心，重在治本。礼乐二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作用可谓大也。唐时升在文中又说：“知礼乐者，君子以平其气，养其寿命。”而对于道德修养较差者，又“足以消其非僻之志，暴慢之气，是之谓移风易俗。”

清代康熙年间的嘉定知县陆陇其在嘉定县学中为秀才们讲课时，曾亲自编写了一部讲稿《松阳讲义》，行文通俗易懂，甚至是大白话，其中有不少关于礼的观点，颇有意思。陆陇其说，做人“要知谨守礼法，将这身放在规矩准绳之中”，当人们良好的习惯养成后，“这个礼足以范围人心，彼民化于德礼，莫不知善之当为，非特皇然知耻而已也，而且有规矩准绳可据，有荡平正直之可由”。礼乐教化各有针对。既为教化，必然要因人施教，于是，人之有欲，以礼节之，人之有情，以乐导之。情欲有节，不走极端，遂立于中庸不败之道。

陆陇其认为，在遵守制度的大前提下，“礼”承认个体的差异。礼者，要使人人各有其位，各守其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乐”是和谐的产物。乐者，所以倡和谐，声音之道与心通，与政通，则政通人和，天下大治。要言之，“礼”承认万事万物的个性，“乐”强调万事万物的共性，达到存异而求同。礼乐文明虽然内涵广大，汗漫无涯，但却有一不变的中心，就是“尊道崇德”。人们说起道德，会觉虚无缥缈，或是一种听之而已的口号。其实道德并不是空洞的。孔子认为道德在社会上、在生活中的具体内容是：夫有夫德、妇有妇德、子有子德、文有文德、医有医德、师有师德……，礼乐文明犹如春雨，滋润人们心田。不明白的人觉得孔子的规矩太多，明白的人知道孔子是借规矩立道德。正所谓无规矩无以成方圆。礼乐文明的作用也就在于这个道德中心，这是形而上的根本，至于礼仪、器物、歌舞、乐器，这些只是形而下的末节。学礼者，要学其根本，离开根本，礼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乐就成了消磨心志的靡靡之音。

在古代社会，讲礼乐也要看对象，察时势。明初嘉定王彝以文史才华，被文盲出身的朱元璋召入翰林院编撰《元史》。王彝曾写有一篇《乡饮酒碑铭记》，文中极力歌颂朱元璋的礼乐：“皇明既一四海，乃大兴礼乐，以新今俗还旧古道，为千万世计。”但此文是王彝受苏州知府魏观之邀而写，魏观因在朱元璋的宿敌张士诚的府第旧址上修建州府，被朱元璋疑心谋反，王彝与魏观终于一起被腰斩，王彝为礼乐文章送了命。

说孝：做寿之仪

□顾建清

嘉定人在生育、婚嫁、寿诞、丧葬和社交中有丰富多彩的风俗，礼仪就附着在风俗中。其中寿诞礼仪不可缺少，又以为父母做寿尤为讲究，处处体现出孝义之道。

嘉定人寿诞礼仪分两种，一种是40岁以下一般叫“做生日”或“过生日”，不称寿礼，认为青少年做寿要折寿；另一种是40岁以上一般称“做寿”。在嘉定，孩子的生日也叫 “母难日”， 因母亲生孩子要受很多苦楚得来。做生日时，在屋堂内点一盏油灯或点一支蜡烛表示感谢母亲的恩情。做生日都要吃面，称为“长寿面”，考究的要放“浇头”，一般为鱼、肉，当今生活富足，浇头各取所需。除吃面外，还有吃生日酒的风俗。

嘉定人做寿，又称“庆寿”、“祝寿”，50岁以后尤盛，因过去“人生七十古来稀”，寿命较短，谚称“人活五十五，阎王数一数。”66岁，嘉定人认为是人生一大关口，因“六”与“落”谐音，因此做66岁生日有特殊的礼仪。由女儿在父母66岁生日之际，买块肉，切成66块，红烧后，连同其菜肴一起盖在一碗大米饭上，取一双筷子一并置于篮内，上遮红布，送给父母一次吃完。当然，肉要切得小，菜要选得精，饭要盛得少，不然吃不了。此地有“六十六，要吃六十六块肉”、“六十六，囡姆屋里吃碗肉”等谚。没有女儿的，由过房女儿做；没有过房女儿的，由至亲小辈中的女性做。据说这样可以逢凶化吉，所谓“一刀肉，活个够。”做寿要布置寿堂，正厅挂中堂，或画轴，或寿屏，或神马，或三星像，或百寿图，两边挂寿联。少数人家，请人写“寿序”，颂扬寿者功德。供桌上设面蔬斋供。寿烛两对，丧偶者一对，不能熄灭。香炉中点“寿字香”。做寿之日，小辈需备礼祝寿。亲友同事也常出礼祝寿。寿糕、寿桃垒成塔型，数量要与寿星岁数相同，或单数逢三、逢九。儿孙献祝后，寿星分给拜寿钱。亲友家人共吃寿面寿酒。主家给四邻送寿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嘉定人做生日的形式、方法、内容等有新的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它总是在传统上发展而来，传承着嘉定人孝义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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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礼乐传家

□王光乾

宗祠中供奉本族先祖、举行祭祀仪式、处理有关本族的事务，是一个家族的精神殿堂。它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维护社会秩序、营造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社会学家认为，中国古代以宗祠为中心的宗族自治，对当代社区自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嘉定境内的大姓望族形成较晚，他们的宗祠多修建于明代或清代，以清代为最多。清代中晚期，嘉定县城及各乡镇宗祠林立，东城二图有徐氏宗祠（徐郙家族），清河桥东有王氏祠堂（王鸣盛家族），外冈有钱氏家祠（钱大昕家族），望仙桥有王氏祠堂（王鈵家族），戬浜有王氏宗祠（王敬铭家族），南翔有程氏支祠（程庭鹭家族）、李氏宗祠（李凤昌家族）、张氏祠堂（张修府家族）。散在他处的各姓宗祠也为数不少。

周公制礼作乐，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谋求国家的稳定。建立宗祠、举行祭祀，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使本族子孙饮水思源，不忘祖先创业的艰辛，并有敦亲睦族、加强本族内部团结的作用。此外，在修建宗祠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同时，往往还制定和宣讲族规，对族内成员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约束和洗涤。如，前述王永璋在《王氏祠堂规例》中训导子孙曰：“尔等克体余心，勤于事，节于用，惇行孝悌，振起家声。”又，钱大昕在《钱氏宗祠记》（《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一）中与同宗成员共勉道：“无忘祖宗淳朴之遗，相勉以孝悌，而勿流侈靡，以致后不能继。”王敬铭家族的祠堂毁于庚申兵燹（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嗣后重建，时任族长的王惟成也与本族子孙相约：“自今以往，凡我同宗，各宜安分，上体祖宗遗荫，下守耕读常经，修其孝悌忠信而勿昧乎彝良，明乎廉耻礼让而无惭清白……诸人如有好饮、赌博、犯上、不敬者，当启祖祠”（光绪《嘉定王氏支谱》卷首《重建王氏宗祠碑记》）。这些清规戒律，虽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但对于当代公民的自我修养、对当下文明社会的建设都是不无裨益的。

大族讲究诗礼传家，他们的宗祠中大多附设义学，族中子弟乃至外姓子弟都可以在祠中就读。每逢灾荒，有能力的家族在自己的宗祠中开设粥厂，或散钱散粮、施衣施药，宗祠又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堂匾：礼乐当家

□陈兆熊

过去，稍有规模的住宅，都有一个大厅，作为会客和起居活动的场所。稍有文化的人家，大厅上必有一块堂匾，堂匾上都是三个大字“某某堂”的堂名，两边小字是立匾建堂的年月和书写人的名号。而堂名在家属分支或建造新宅时，总是郑重地起一个体现家族地位、主人志趣的堂名，并请一位有地位名望的人来书写。嘉定人十分讲究礼教，因此不少人家的堂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礼节”的尊崇。尊礼的堂名在嘉定较为著名的当数城内的礼传堂、敦礼堂和西门的崇德堂、厚德堂。

礼传堂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的宅号。礼传堂在清河桥东，清镜塘南岸，今日北大街79号的大院内，其家族一直秉承着诗礼传家的家风。敦礼堂是嘉定大族周氏的一支周达生的住宅，位于嘉定老街上的太平永安桥北偏东城中街的北侧。周达生思想进步，热心文化事业，曾与葛一虹一起排演过进步戏剧，在自己家中开办了一个新光明印刷厂。西门外的崇德堂，是清末民初外交家吴宗濂的老宅。吴氏一族在西门外是大族，有好几个分支，吴宗濂和他的儿子吴匡财都是外交家，为国家办过不少有益的事。如为中国参加意大利的万国博览会（即现在的世博会）争取地位；为建设铁路而向欧洲各国筹款；在吴蕴初的味精与日本味之素发生商标纠纷时秉正执法，斥退日本商人的无理要求。厚德堂在崇德堂东不远处，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之父顾溶所建。这四个堂的堂名均体现出嘉定名人以礼待人、以德服人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