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无我独卿驰——王鸣盛

王鸣盛像

钱大昕故居潜研堂已迁移至嘉定州桥地区。钱大昕是王鸣盛的妹夫，也是王家的上门女婿。 李华成/摄

■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友文

王鸣盛（1722—1797），清代杰出的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号西沚，嘉定人。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以汉学考证方法治史，为“吴派”考据学大师。撰《十七史商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对中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西庄竹汀是一家人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由于文字狱的关系，考据学盛行。这期间出现了3部史学名著：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3位作者都是江苏人，其中，王鸣盛（西庄）与钱大昕（竹汀）的关系颇为微妙：同乡（嘉定）、同学（苏州紫阳书院）、同师（沈德潜、惠栋）、同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同中进士）、同官（翰林院编修），外加至亲(钱夫人王顺瑛为王之胞妹，钱入赘王家，又成为王家人)。更惊奇的是，2人同官京师约10年，又同为中年休官（王42岁，钱48岁）。

亲情也好，友情也好，学问也好，成就也好，王西庄与钱竹汀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王著《十七史商榷》，钱著《廿二史考异》，所治之学相同，学术成就都很高。但后来，2人却遭致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们想知道，“抑王崇钱”的局面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野史戏说流毒西庄

清人孙静庵的杂史《栖霞阁野乘》中有一则关于西庄的记载，名字叫《王西庄自掩其贪》，大意说：西庄在未当官之前，曾于某富户当教书先生。每次进富户的家门时，都会双手作搂物的姿势。有人问为什么，他说，我要把他们家的财旺气搂到自己怀抱里。而他当了官以后，“秦诱楚諈，多所干没”（即在别人诱惑唆使之下，捞了不少不义之财）。人又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王回答：“贪鄙与否不过一时的议论，学问却是千古之大业。我自信文名可以传世，等到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我的道德文章不是仍能流芳千古吗。”在《栖霞阁野乘》作者的笔下，西庄完全一副贪婪加无赖的小人嘴脸！

这则关于西庄的短文流布很广。问题是，孙静庵的记载可信吗？我们知道，孙静庵是写野史、戏说、杂记等文学作品的，他的《栖霞阁野乘》，自己本身就承认是道听途说的野史。就在同一本书中，他还为我们记载了一个关于纪晓岚是“色情狂”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

纪晓岚是不是“色情狂”，身子骨有没有这般健壮，是不是每天都要“御女”，甚至惊动了皇上来“帮忙”，茶余饭后，可以成为大家的谈资。显然，一笑而过之后，大家并不会信以为真。但为什么大家偏偏都相信了他那则关于西庄贪财的鬼话呢？主要还是西庄的性格，与时代不符、与大众相背。

性格倨傲世所不容

据载，西庄性倨傲，自视甚高。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形之楮墨，辞气骄人，訾毁古人已嫌过。大家不能接受！

比如，西庄看不起同辈学人，甚至不认老师。在那个时代，简直是大逆不道。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惠栋传》说，“……弟子最知名者……如王光禄鸣盛、钱少詹大昕……”按照江藩所说，西庄、竹汀都是惠氏的弟子，事实上，惠栋年长西庄25岁，完全可能是他的老师。但西庄在《十七史商榷》中却说：“亡友惠定宇、戴东原”，不承认与惠栋的师生关系。

更可气的是，在《十七史商榷》中，西庄竖着食指叉着腰，动辄轻薄前贤，指骂了诸多前人。近代史学家陈垣在《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说：“王西庄好骂人，昔贤每遭其轻薄，如谓刘向为西汉俗儒；谓李延寿学识浅陋，才短位卑；谓杜元凯剽窃；蔡九峰妄谬；又谓陈振孙为宋南渡后微末小儒；王应麟茫无定见……”陈垣所举，不过一钵饭中的数粒，若细察西庄的《十七史商榷》，还有大量被他骂过的倒霉蛋。此外，他还动辄骂传世史籍这段文章“妄谬如此”，那篇考据“无谓而可笑”，嘲讽作者“人生世上，何苦吃饱闲饭，作闲嗑牙……”

在封建社会，西庄的性格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他无视经典，挑战传统，必然遭致社会主流舆论的谴责。被人杜撰绯闻、夸大恶行，便不足为怪了。

西庄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按成份应该划“地主”，财富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事实上，他根本不必那样“搂物旺财”，虚张声势，这个段子，完全可能是生活中的一次玩笑。

读书益多高中榜眼

西庄自幼读书益多，17岁时，已为嘉定县秀才，23岁时，乡试中副榜，江苏巡抚陈大受招其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乾隆十二年(1747)，王鸣盛与钱大昕一起应江宁乡试，以五经中试。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廷试擢一甲第二(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刑部尚书秦蕙田聘他参与修撰《五礼通考》。乾隆二十三年(1758)，擢为侍讲学士，任日讲起居注官。乾隆二十四年（1759）便提拔为副部级、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因为年轻气盛，高傲张扬，西庄在朝廷也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在上任福建乡试主考官的途中，认识了一位小姐，买为妾，被御使借题发挥，降为光禄寺卿——掌管宫廷膳食和祭祀食品（一说西庄任福建乡试主考官时，在途中私用驿马，被御史揭发），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的西庄借母丧之际辞官归乡，从此以后，定居苏州，专心著述立说。他“独处一室，覃思史事”，“购借善本，再三雠勘”，“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

辞官归乡专心著述

妹夫钱大昕曾评价西庄“……居苏州阊门外，不与当事通谒，亦不与朝贵通音问，惟好汲引后进，一篇一句之工，奖赏不去口，或评选其佳者，刊而行之。”西庄全身心投入撰述并修订平生经意之作，先后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西庄始存稿》及《西沚居士集》等经史著作，可谓著作等身、硕果累累。

西庄非常勤奋，他“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7岁时因苦读而双目忽盲，过了2年，得某医针之力而治愈，继续读书、著述，至死方休。

西庄的学问成就在当时有目共睹。同时期的学者称其为“通人”，说他“远侪伯厚(王应麟)，近匹弇州(王世贞)。” 钱大昕论之云：“经明史通，诗癖文雄。一编才出，纸贵吴中。弁山元美，畏曼熙甫，兼而有之，华实相辅。”又评其“经传马郑专门古，文溯欧曾客气驯”。王昶赞扬他“古文案定千秋业，杂著编成百卷垂”。

面对别人的表扬夸奖恭维吹捧，一笑而过、默默认可也就算了，偏偏西庄不是个谦谦君子。他说：“（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近匹弇州（王世贞）四部，其庶几乎!”更有甚者，西庄在赠竹汀的诗中，还有“牛耳平生每互持，江东无我独卿驰”之句，完全以老子学问天下第一自居。

西庄性情颇为自负，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七史商榷》写作完成后，他并未按常理托人请名人高官作序。

西庄是直率的、狂妄的，也是大胆的。有一则野史说，有一次王西庄和钱竹汀从田间旷野经过，发现道旁有一口空棺材，两人争强斗胜，打赌说晚上谁敢在此睡觉。当晚，钱来到棺木旁，正想爬上去，却被里面伸出的一只手抓住了。原来，王西庄早已睡在了里面……

在今天看来，西庄的率真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他在网上开个个人博客、上电视开个百家讲坛，发表一番自己惊世骇俗、与众不同的见解，估计还会有招来不少的“粉丝”。但在乾隆年间，对他的评价，却只能用厚颜无耻来形容了。

道貌岸然、贪官、色鬼……西庄的形象至今昭彰遗臭。

而他的妹夫钱大昕，则契合了儒家经典中宽厚谦和、低调温顺的性格。比如，同样是做学问，钱大昕的书名是“考异”，而王鸣盛则用“商榷”。“商榷”意味着观点不同，往往会引来争论。跟一个人、跟一种观点“商榷商榷”也就罢了，他偏偏要与经典的十七史来个大“商榷”，一下子就把自己摆到了过去这么多大家名家的对立面，其心气高傲，可见一斑。竹汀就谦虚多了：说什么“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受到大家好评和肯定，也就顺理成章。

西庄的弟弟王鸣韶，倒是个清简宁静之人，西庄要他制举业，他却说：“兄固爱我，不知我名心素淡也”。哥哥官至内阁学士，他只每日在家伺伴父母、典衣购书，又辟一室，悬蓑衣、斗笠，以见隐逸之志。

另一个谦和的西庄

西庄活了76岁。关于西庄，清代的陈康祺在其笔记中却大赞其涵养：“光禄王西庄先生鸣盛，家居时，有无赖子与人赌胜，醉骂王氏之门。门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无赖子酒醒，其母挈之诣先生家请罪。笑谢之曰：‘昨汝酒醉，我却不怪，但以后醉了，若骂他人，恐致获咎。’无赖子惶恐而归，戒酒终身，卒无事。先生涵养如此，宜其瞽目复明，年跻大耋也。”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对同一个人，两段文字蕴藏的感情大异其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西庄。

性格决定命运！只能说，西庄性格外露，自负、直率不会拐弯，不假掩饰，不守传统，敢说敢骂，敢爱敢恨；他褒贬议论发自真性情，他绝假纯真挑战旧道德，因而触犯了传统的底线。

客观研究实事求是

事实上，西庄在史学、经学、诗文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其《十七史商榷》校勘本文，补正伪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对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颇多考证，对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颇多研究。其《蛾术编》，考证中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碑刻、地理等，旁征博引，蔚为大观。

清代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风，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为考据而考据，不涉虚诞，反对驰骋议论。学者埋首在故纸堆里，在古书上寻章摘句，利用经学、语言文字、音韵、天文、舆地、金石、版本等来辅助考订史料、归纳众多史实以成其说，这种精神完全是取之于征实的态度，即求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及研究方法。梁启超认为王鸣盛自己写作的《十七史商榷序》最足以代表此学派之考据征实精神。西庄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

无论是提倡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还是践行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亦或是抛弃主观臆断，提倡客观之研究，追寻客观之知识的治学态度，王西庄都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更是嘉定人的骄傲。2010年，《王鸣盛全集》付梓印行，它与之前出版的《嘉定钱大昕全集》堪称双壁，是嘉惠后人的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