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绵绵无绝期 （下）

黄辛白

钱正英

嘉定档案局提供图片

□钱正英

签名赠书 结婚纪念

1950年春，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重回上海。不久，黄也从安徽省团委调到上海，任华东团委统战部长，这大概也是组织上对我们的照顾吧。但是，谁也没想到，当年夏季，淮河发生严重水灾。1950年冬，中央决定在蚌埠成立淮河水利委员会，统筹豫、皖、苏三省的治淮工作，调我兼任淮委的工程部副部长，要求立即赴蚌。这样，他刚从安徽调到上海，我却从上海调往安徽了。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在上海结婚。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整整经历了八年。后来，他还经常向儿女们谈起这段历史，小女儿笑着说：“八年了，抗战都胜利了，你们也该结婚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婚姻仪式是非常简单的。我从蚌埠坐火车在9月7日早晨到达上海，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招待所安顿下来。黄把我带去看他在华东团委的宿舍，也就是我们的“新房”。那是一间朝南明亮的房间，床上一条蓝色绸面的棉被，是他的母亲亲手缝制送来的。我们商量上街去购买一些结婚用品。在街上想来想去，也没什么需要买的，最后，买了两把牙刷和两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偶像，我们签名互赠，作为结婚纪念。晚上由我的大姐在她家里，请我们俩和我们的老朋友李叔明夫妇一起吃饭，然后就去华东团委，参加为我们组织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分发了糖果，仪式就告结束。但是，我们两人在自己的房里，还是认真回顾了我们感情成长的历史，并互表了坚贞不二的忠诚。

教育世家 回归教育

结婚后没几天，我就赶回蚌埠。我们的共同生活，是在来往频繁的信件上体现的。

不久，他从华东团委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务长。从此，我们两人都确定了在建设新中国中各自的终生职业。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水利属于土木的范围；黄在大学的专业是电机工程，并不是教育。当年在淮北解放区的许多上海大学生，都曾分配到学校教书，其中不少还是教育专业的，但解放后终生做教育工作的，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现在想起来，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家乡在上海嘉定，他们家族有办教育的传统，他的伯祖父黄文惠于1901年创办“中英普通学社”，后改为“普通小学”，其立意就是要为普通老百姓办学。他的父亲黄允之（抗战前去世）于1917年与黄炎培先生共同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亲任普通小学校长，由他与黄炎培联合创办的中华珐琅厂提供经济资助。当时普通小学提出的一些教育理念，还是很符合现代精神的。看来，黄辛白毕生从事教育，是有其渊源的。

“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

不能再生了”

1953年，我们先后调到北京，才真正组成了家庭。我们有三个孩子，看着孩子们逐渐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当时他的母亲经常来北京主持家务，又有一位与我们亲如家人的老保姆。我们俩没有多少家务负担，又很年轻，工作之余，冬天学溜冰，夏天学游泳，或者带孩子们去北海划船。溜冰后吃串冰糖葫芦，划船时捎带在湖岸的石头缝里捉螺蛳，回家吃炒螺蛳，有滋有味，真是其乐融融！至今，有的老同事还提起，时常遇到我们俩背着溜冰鞋在街上走，这在当时的同级干部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有很深印象。那几年，可算是我们一生最轻松的时光了。

“文革”以前，他的工作比较顺利，从交大调到高教部，任工业司副司长，以后任司长，1965年任高教部副部长。我在工作中却不断遭遇挫折。1952年生第一个孩子时，淮河中游遭遇涝灾，我受到责难，作了检讨；1954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淮河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我负责修建的润河集水闸被冲毁，中游的淮河大堤决口，我向国务院自请处分；1960年生第三个孩子后，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严重淤积，冀鲁豫平原又发生严重涝碱灾害，我疲于奔命。我自嘲地说，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不能再生了。1958年中央确定“三主”的治水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被称为“无产阶级路线”），我在党内有的领导眼中，成了与“蓄、小、群”对立的“排（水）、大（型）、国（国家举办）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内外交困。但回到家里，还是能得到黄的理解和宽慰，体会到家的温暖。

动乱年代 尊严依旧

1966年“文革”爆发后，黄受到的冲击远比我大。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后，国务院各部中，高教部首当其冲。当我们这些部的领导，还在勉强支撑工作时，高教部以蒋南翔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早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了。一天早晨，黄从床上坐起来，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这次运动，来势这么猛，最后结局如何，很难预料。我知道他的意思，立刻表态：“不管外边的大字报怎么样，我们互相都很清楚，我们是革命的。”以后，运动越来越升级，但不管他在外边受到什么样的侮辱，在家里总是尊严依旧。当运动发展到两派斗争时，我们两个都已作为“走资派”被打倒，白天“靠边站”，在机关劳动，晚上回家倒有一段难得的逍遥时光。当时，学校都已停课，孩子们已无学可上了。大女儿在家潜心学画，二儿子无所事事，黄就教他到街上淘换各种零件，指导他组装成一个漂亮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我们俩把子女叫到一起，坐在火炉前（暖气已停烧）的小凳上，给他们讲解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在家里，他还经常宣传他的教育理念。虽然他在外边被打倒，在家里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长”。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革命的老师和爸爸。

从1966年他在高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被打倒，到1979年重新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整整13年间，经历了“蹲牛棚”——“干校劳动”——“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精神上的负担一直很重。在北大工作期间，由于北大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他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很不好当。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指示，他做了不少努力。有一天，他私下对我说，开党委会时，一位教师谈到，学生的文化水平太低，很难制订教学计划，并举例说：“一个学生竟在1/2+1/3算式的等号后写上2/5。”而党委一位委员却插话说：“对啊，不就是2/5吗？”他叹口气道：“你说，这工作怎么做？”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副总理，周荣鑫同志任教育部部长，他受教育部委托，带领一个“大学校长代表团”去欧美国家考察。这是“文革”期间，中国高等教育界极为罕见的一次高级别的出访。可是，当他们怀着极大抱负回国时，国内已开始“批邓”。第二天在北大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就这样，他再一次受到批判。

改革开放 心情舒畅

改革开放后，我们真正过上了一段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又心情舒畅的好日子。在重回教育部岗位后，他为教育的现代化又做了不少事。但是，我们都渐渐地老了。尤其是他，受了十多年的煎熬，身体大不如前。

1988－1998年，我们同时进入第七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1998年后，他完全退出公职。我到2003年后才完全退下，但仍在中国工程院承担一些咨询研究项目。我们两个都不上班了，但我每天还在书房里忙碌。他有时向亲友们半抱怨半表扬地说：“每天都坐在计算机前，也不知忙些什么。”尽管有点抱怨，但他仍尽力支持我继续工作。他不止一次自豪地说：“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定有一个女人；其实，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也同样需要一个男人。”

去解放区时，组织上要我们俩扮表兄妹。结果，长期以来，我们在生活上一直是这样的关系。初入解放区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中，我比他们四人都小两岁，加上家里娇生惯养，生活能力远不如他们，行军中经常丢三落四，他一直留意照顾我。记得在1944年夏，我们一起参加区党委办的整风学习班后，我被留在淮北行署工作，直到冬季才抽空回学校搬取衣物。他已早早地请当地大嫂为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袄，使我十分惊喜。现在两人的年龄都这么大了，他还老是对我不放心。每逢出差，他都要叮嘱我的随行人员：“到了地点不要忘了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他到外地出差时，只要有时间上街，首先想到的，是给我买些小礼品。我的衣料、手表、眼镜架，等等，都是他精心选购的。我们最后一次春节在杭州度假，他还带着女儿为我选购了一件棉袄。在家里，我的生活用品都由他包揽，眼镜坏了，手表没电了，闹钟坏了，圆珠笔的笔芯用完了……都交给他。

相依相靠 白首偕老

不上班以后，我们家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早晨起来，一起吃早饭，两人合作做牛奶麦片，我调制麦片粥，他负责热牛奶，配合密切。早餐后我为我们两人各泡一杯上好的绿茶，我在书房里工作，他在客厅看报，然后独自出去散步。中午只有我们两人在家，由炊事员准备最简单的上海口味的午餐：周一菜饭，周二馄饨，周三雪里红肉丝面……午休后，我继续在书房工作，他看电视。到四点左右，他为我们两人各冲一杯香浓的咖啡，一般还外加饼干等小点心。我到客厅，坐在一张长桌前，和他一边吃一边闲聊（现在他的照片就挂在我的座位后面）。午茶后如果电视有好节目，他就邀我同看。有时他发现报章杂志有精彩文章，也介绍给我。有时我们买个光盘在家看，去年此时，我们刚看完《集结号》，开始看《士兵突击》。晚餐是我们全家聚餐，照顾孩子们的北方口味，好在我们俩南北都可适应。晚饭以后，我们两人雷打不动的是看《新闻联播》，然后看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我们的爱好相同，最爱看的是革命历史剧，一边看一边引发感慨和议论。看完《晚间新闻》后，他回卧室休息，我看当天的报纸。

我们也经常接待一些老朋友和亲戚，在家里聚餐。每次他都是中心人物，尤其在一些年轻人中间，人们都喜欢听他说古道今，听他那坦荡幽默的谈话。他喜欢吃肥肉，别人因他血压高，劝他少吃一些，他半真半假地回答：“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肥肉？”每年长假，我们去故乡或名胜景点，游览一番。他喜爱照相，每次回来，都精心制作一本相册。他和我们的大女儿还负责全家的花卉树木，一年四季，室里院内，都保持郁郁葱葱。我和小外孙，只在其中研究蜗牛、喜鹊、蚂蚁、苍蝇等的生活规律。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恬淡而有韵味，原以为我们就会这样渐渐老去，正像一首歌唱的：“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

谁知……

在泪水中写下了这篇回忆。我现在只希望尽完自己的责任后，和他同归大自然。

我给子女们留下的遗言是：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我们将合二为一，载着我们的情谊，共同遨游，化为万物，生生不息。借用白居易的诗，只改一个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