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英魂长眠红土地（上）

顾作霖烈士像

顾作霖的家就在嘉定镇清河路圆通寺桥（永宁桥）附近

编者按：嘉定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中，有不少嘉定的好儿女，有的为新中国诞生而捐躯、有的为自由民主而奋斗、有的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涌现出数以百计的英雄烈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细细回味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怀念那些抱有坚定信仰、具有坚贞品质、胸怀崇高理想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烈。

缕缕春风、绵绵细雨，诉不尽对革命烈士的无限深情，道不尽对烈士英魂的无尽哀思。嘉定报《疁城故事》栏目，将分期介绍几位嘉定籍革命英烈的事迹，以期让更多的家乡人民铭记他们。他们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

顾作霖（1908—1934），嘉定徐行人，1926年入党，先后任共青团杨树浦部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四、一二”事变后，在中共山东省委、江苏省委、武汉长江局担任重要职务。1931年去江西中央苏区，任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因积劳成疾于1934年5月28日病逝。时年26岁。

徐行人氏 学生领袖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与顾作霖组成“三人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期，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把持了党中央领导工作。王明选择顾作霖为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团成员，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只要看看顾作霖投身革命以来的简历，就会认定他是这方面工作的最佳人选。

顾作霖是嘉定徐行镇西北顾家泾人。1908年1月29日出生，字冬荣，其祖父顾承载，家有良田60亩，还做点小生意，略有余钱剩米。承载为人和气，颇受乡里人尊敬。其父顾振功，字树铭，娶徐行镇姚罗村一个姓姚的姑娘为妻，生顾作霖、顾作民2人。姚氏勤劳朴实，在家务农。而树铭在衙门供职，生活不俭，花天酒地，从不过问家事。

1922年，顾作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1925年秋，顾作霖进入上海大学，翌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轻而勇敢的学生中坚分子，参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鉴于他在起义中的突出表现，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江苏、山东任共青团省委书记。2年之后，顾作霖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30年，他又成为中共长江局委员、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秘书处负责人，这时他只有22岁，成为党内很有名气的青年代表。正是基于上述的各种情况，他成为“三人中央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进入苏区扩充团干 王明的考虑是：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缺乏得力的领导者，工作松散软弱。因此，选择年轻而富有共青团工作经验的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内定为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当然还要成为苏区中央局成员，协助任弼时、王稼祥担负其他领导工作。“三人中央代表团”肩负中央的重托，自闽西苏区进入瑞金后，来到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宁都青塘，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见了面。4月17日，“三人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出于自己的工作侧重点不同，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顾作霖单独找项英了解团的工作情况。他态度真诚地对这位苏区中央局书记说道：“项英同志，中央让我到苏区来，主要抓共青团的工作。你比我先来几个月，想听听你的意见。”

谈到苏区的共青团工作，项英不无忧虑地说：“共青团工作离中央的要求太远了，共青团中央局名义上是建立起来了，可是却名不副实，只有余泽鸿2人在唱独角戏。”除了向项英等人了解情况，顾作霖还到一些地方调查走访。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剖析了苏区共青团工作落后的原因，认为首先得解决各级党组织思想意识问题，使之在一系列措施上予以重视。这位履新赴任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开始将团的工作大刀阔斧地抓起来。

健全机构 发展团员 首先是健全中央局机关。顾作霖将原有的2名局机关人员召到宁都青塘，又从红军总部与地方上抽调数人，保证了局机关的正常办公，开始有文件、材料向各地团组织下发。为扩大共青团的影响，顾作霖与这些同志创办了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他亲自撰写文章，兼任刊刻油印。在他的努力下，《青年实话》以文章短小、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而日渐传名，尤其受到了苏区青年的欢迎。因为报纸除了刊登他们乐于接受又急于想了解的革命道理、工作经验、科技知识外，还有恋爱问题的文章。《青年实话》高峰时发行量超过2.8万份，仅次于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红色中华》。

顾作霖最为重视的是苏区各地团组织的机构建设。他多次找到苏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协调这些省建立团省委的工作。在顾作霖的热心促成下，1931年8月建立了少共福建省委，书记为陈荣，同年11月，顾作霖出席了在于都桥头召开的少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导成立了少共江西省委。1932年1月中旬，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理顺了红军部队中团与党的关系、团的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关系，使红军队伍中的共青团网络得到有效铺开。“哪个地方共青团的数量少于共产党员的数量，那是我们的工作失职甚至是职责耻辱。”这是顾作霖多次在团的重大会议上的观点。针对苏区许多地方存在着团员人数远比党员少的现状，顾作霖分外重视各地发展团员的工作，所到之处首先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共青团江西省委统计到的数字。江西苏区的兴国、于都、胜利等15县，只有共青团员10389人，而同时期的党员超过了16000人。顾作霖强调“应该像大年初一迎客那样热情地敞开团的大门。”在苏区共青团的“一大”会议上，通过了《团的建设问题决议》，提出广泛发展团组织的要求，各地团组织要“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以及秘密拉夫式的发展。”1932年的2月20日，在顾作霖的主持下，少共中央局再次作出了《发展苏区团组织的决议》，号召“在所有的工厂、作坊和乡村中建立团的支部，要在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伙食单位中建立团的小组。”

在顾作霖领导下，苏区各地的团组织出现了迅速发展扩大的喜人局面。兴国、于都等15个县，至1932年4月新发展了共青团员10675人，共青团支部发展到722个。至同年的12月，江西全省有共青团员45000多人。这时期，江西、福建两省的共青团员达73780人，比1932年春增加了4倍以上。少共苏区中央局下辖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等5个省委。在红一方面军各部队中的共青团员，也有18000人以上。将近10万人的共青团员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党组织的有力助手和苏区斗争中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中央苏区的共青团组织能在一年多时间内，无论组织形式还是战斗力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与“总抓手”顾作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引导各级团组织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红军，投入反“围剿”的革命战争，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后2个多月，于1931年7月14日，在由他执笔的《苏区团中央局通告（第四号）》中写道：“无论在前方火线上还是后方的种种活动，主要的是看到青年们的活跃和勇敢，战争已经把百分之九十的苏区青年吸引进去了，伟大的二次战争胜利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按照团中央局制定的工作方针，各地的共青团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青年的参军参战上。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便是由90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青年组成的。苏区的火热斗争就像革命的大熔炉，使一大批青年得到锻炼成长。

不惧牵连 解救耀邦 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赣西南苏区肃“AB团”运动出现滥抓乱杀的现象，苏区军民一时人心惶惶。1932年10月底，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与湘赣省少共总队长谭启龙等3人，被列入省政治保卫局“AB团要犯”名单。名单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出现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根据揭发人的供词，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的人，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个老师的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有人提出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17岁的娃娃，而且来苏区后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事要慎重。省委书记王首道一时两难。恰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回中央苏区前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本来已选定胡耀邦、谭启龙等3人回苏区中央工作，听说自己多番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竟然是“AB团”分子，难以置信。他有心对胡耀邦、谭启龙加以保护，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和谭启龙又都属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我就把他们带到团中央去审查吧。大家同意冯文彬的意见。冯文彬将胡耀邦3人带到瑞金，没有直接送往设在叶坪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是“拘押”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然后找到正在参加会议的顾作霖，将情况作了汇报。顾作霖对冯所说“这可是我们共青团的骨干力量”这句话抱有同感，同意由团苏区中央局直接审理胡耀邦3人的“案情”。冯文彬将胡耀邦等3人带到了瑞金，只能说使他们暂时脱离了险境。

胡耀邦的机灵和睿智使自己找到了救星。被拘押起来受到审查的胡耀邦陷入巨大的委屈和苦恼中，他思虑着如何获救。胡耀邦考虑再三，想到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一天晚上，他敲开了顾作霖的房门。顾作霖见是胡耀邦，开口问：“你找我干什么？”胡耀邦语气平静地说，“我向敬爱的顾书记报告，请求尽快审查我的问题。”“你是不是‘AB团’分子？”“我连‘AB团’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参加这样的反革命组织呢。”顾作霖看见对方眼里闪出诚挚且有几分天真，顿生同情之心，问道，“你几岁了？”胡耀邦回答17岁，然后动情地讲起了自己12岁离开家乡来到湘赣苏区参加革命的经历，说到激动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顾书记，‘AB团’是革命的万恶敌人，我们只有奋勇地打倒它，决然没有参加它的半点理由。”

“唔，你说得对。”顾作霖点了点头，对着含泪的胡耀邦说：“你的情况，中央局还要加以研究，你先回去吧。”这番话是委婉的，在各地肃“AB团”狂潮翻滚的情势下，顾作霖不得不慎重行事，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胡耀邦临走时，动情地对顾作霖说，“顾书记，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刻钢板、搞油印，会写标语、唱歌，会干好多好多的工作。”看着对方一张认真而带着些许稚气的脸庞，顾作霖心里涌上一阵由衷的感动，更有一种救下这个蕴藏着机敏和才气的大孩子的心情。但这时候他没有多说什么。

待胡耀邦离去，顾作霖不由地沉思起来，湘赣省政治保卫局把他当成随时处决的“AB团”要犯，怎样才能把他救下来呢。他冥思苦想。

第二天上午，苏区少共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长张爱萍被召到顾作霖办公的房间。顾作霖开门见山地问，“胡耀邦、谭启龙几个人的事你知道吗？”“知道一点，听文彬同志说过，有人供报他们是‘AB团’要犯。”张爱萍回答。“那你是怎样看的？”张爱萍坦诚地说“我本就不相信，像胡耀邦这样十二三岁就参加革命队伍的小青年，会是什么‘AB团’的人，一定是受到了坏人的诬陷。”听到张爱萍的回答，顾作霖心里松了一口气，接着说，“中央局决定把胡耀邦放到你们那儿接受审查，你要对组织负责，掌握实事求是的政策原则，严格审查好他的问题。”张爱萍答，“是，我们一定对组织对同志负责。”顾作霖以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名义，把胡耀邦安排到少先总队训练部接受审查，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是张爱萍本人就于当年春天曾被诬为”AB团”分子，只是由于顾作霖等人的保护，才算没有吃亏。张爱萍对“AB团”是怎么一回事，最清楚不过。

张爱萍没有辜负顾作霖的一片良苦用心，他组织专人调查胡耀邦的材料，把胡在湘赣省苏区的工作业绩和出众才干整理出来，材料中没有一点与“AB团”沾边的事。调查材料上报到共青团苏区中央局，顾作霖命令解除对胡耀邦的隔离，冤案得以解除。

这一段遭遇，对胡耀邦是刻骨铭心的。此后，他屡屡提及此事，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追忆当年保护过他、救助过他的老领导。1988年3月，已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同谭启龙谈起这段往事时，不胜感喟，都庆幸碰到了3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一个是顾作霖、一个是张爱萍。胡耀邦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根据《嘉定革命烈士传》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