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味精大王——吴蕴初
吴蕴初
位于嘉定镇西大街的吴蕴初故居已被修葺一新 李华成/摄
□葛秋栋
194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后,与王若飞、邓颖超专程到猫儿石拜望吴先生。聚餐间, 毛泽东说:“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还需要吴先生这样的实业家振兴工业。”这位“吴先生”,就是著名实业家、嘉定人吴蕴初(1891—1953)。
味精大战味の素
吴蕴初,I891年出生于嘉定西门一个穷教书先生家庭。爷爷吴鼎侯、父亲吴萧舫均是教书先生,吴萧舫还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当过中文教师。吴蕴初从小聪明淘气,因家境贫寒,私塾老师看不起他,他一气之下,扒开老师家草屋屋顶,朝屋内撒了一泡尿,被老师撵出私塾。
1904年春,吴蕴初来到上海,考入了上海广方言馆,迷上了化学和机器制造。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广方言馆的学生全部被遣散。这时,嘉定孔庙傍的当湖书院也办起了新式学堂--嘉定第一小学堂,吴蕴初的弟弟妹妹都进了这所新式学堂,15岁的吴蕴初到嘉定第一小学教英语。第2年,吴蕴初得知广方言馆又被陆军部改成半工半读的上海兵工学堂,于是重返上海求学。在上海兵工学堂学化学,成了高材生,受到德籍教师杜博的赏识。l913年兵工学堂停办,杜博把他介绍到汉口汉冶萍公司所属的汉阳铁厂担任化验师。
燮昌火柴厂的宋炜臣在汉口筹办硝碱公司,想利用兵工厂的废液生产氯酸钾,解决火柴原料供应,聘任吴蕴初为工程师兼厂长。后因销路不好,工厂停办。昊蕴初回到上海,担任燮昌新牛皮胶厂厂长,他觉得牛皮胶发展前途不大,想利用食盐电解制造盐酸烧碱。
民国初年,我国各大城市的车船码头都有日本味の素的巨幅广告。味の素作为调味品已被餐馆饭店、城镇居民广为采用,独霸中国调味市场。吴蕴初脑子灵光,他看到味の素受人欢迎,于是买来一瓶研究。他发现“味の素”即哥罗登酸纳(谷氨酸纳),1866年由一位德国科学家提炼过。
试制在家里进行,夫人当他的助手,忙起来往往通宵达旦。盐酸的酸气,硫化氢的臭气弥漫四溢,邻居意见很大,夫人只好出面赔不是。经过一年多的试验,吴蕴初做出了几十克产品。但成功的喜悦马上变成惆怅——把实验成果转换为工业产品,推向市场谈何容易。
1921年春天,聚丰园饭店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吴蕴初就餐时特意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倒出一点白色粉末放进汤里,津津有味地喝着,他得意的神情引起了同桌一位顾客注意。就问他:“你汤里放了什么东西,喝得这么起劲?”“侬阿要试试看?”说完随手在那人汤里倒了一点。那人急了,“侬阿有毛病格?”引起了一场争吵,邻桌坐着一位30来岁的商人叫王东园,是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看到这个情景,走过来问:“你拿什么东西放进人家汤里?”“这东西很鲜的,我好意请他尝尝,想不到他开口骂人。”“这东西哪里来的?”“我自己做的。”“让我尝尝看。”王东园舀了一勺汤喝,果然很鲜。王东园坐过来与吴蕴初交谈,了解情况后回去向老板禀告。
张崇新酱园是有名的老字号,生意兴隆,老板叫张逸云,是拥有十多家酱园的巨商。张逸云听了王东园的介绍,认为大可一试。真是一个要补锅,一个要锅补,吴蕴初的技术和张逸云的资本一拍即台。
新产品要有名称,吴蕴初想,最香的叫香精,最甜的叫糖精,那味道最鲜的就可以叫味精。味精由植物蛋白质制成,是素的,但有肉味,吃素人最相宜。吃素人信佛,要与佛联系起来。佛在天上,珍奇美味只有天上有,天上的庖厨——天厨。“天厨”是个适当的名称,因此取名“天厨”味精。采用佛手商标。在包装上仿“味の素”。于是在唐家湾蓝维霭路(今肇周路)福源里租得2间石库门房子,完全是个家庭作坊。
不久“天厨味精,鲜美绝伦”,“质地净素,庖厨必备”,“完全国货”的招贴广告在张崇新酱园出现, 王东园是一位出色的推销员,一辆插满五色彩旗的车敲锣打鼓在街上巡回,引起路人驻足围观。王东园大嗓门吆喝:“天厨味精,完全国货,胜过味の素。价廉物美,欢迎试用。”“天厨”味精逐渐在市场上打开销路。
兴办“天”字号企业
天厨味精产销两旺。产量从1923年创办时的3000公斤,发展到1928年的15000公斤。张逸云感到味精这个行业利润丰厚,市场广大,与吴蕴初商议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成立合伙公司。
吴蕴初提出,按照一般惯例,发明人有发明权,对于发明权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他提议:1、一次偿付他研究费用2000元;2、每生产1磅味精,提取发明费1角;3、味精生产归他负责,与总经理享受同等的权利。股东们认为条件太苛刻,说:“其它条件都可以接受,但每磅1角这个条件,逸云要好好考虑”。张逸云回答:“如果没有蕴初,我们这个厂也办不起来,他(吴蕴初)有技术,我叫我家老三(张祖安)拜他做先生,教祖安学点本领,股金还缺3000,蕴初也不要拿出来了。”
合伙公司由张逸云担任总经理,吴蕴初为经理兼技师,主持业务和厂务,王东园为营业经理。
吴蕴初特别注重技术保密,他对外佯称,制造味精一定要加入一包特制的“药粉”,其实“药粉”就是淀粉加上少许蓝粉,由不识字的老保姆保管。
1925年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国民都从用“味の素”改用“味精”。南洋的爱国华侨也改用国货味精,一时间天厨味精厂门庭若市,形成抢购之风,工厂生产加班加点也跟不上市场需要,天厨味精成了抢手货。而“味の素”惨淡经营,无人间津,经销商存有大量“味の素”无法脱手急得团团转。
“味の素”受味精的打击之后,由日商株式会社通过日本驻华使馆提出抗议,他们借口“味精”2字是从味の素广告中所用“调味精品”4字中提取来的,要商标管理部门取消天厨厂“味精”商标专用名称的注册。为此,王东园专程到北京找门路疏通,经过一年多的交涉,获得了胜利。日本“味の索”无计可施,退出了中国市场。
尽管“天厨”味精深受顾客欢迎,吴蕴初仍坚持不断改革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保护名牌信誉,使味精的“佛手”品牌在国内外连续多次获奖。
1928年,“天厨”扩大生产,除味精外,还生产淀粉、糊精、葡萄糖等多种产品。
味精的原料主要是面筋和盐酸。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盐酸,依靠日商岩井洋行供应。日本要报一箭之仇,控制盐酸供应,压制“天厨”味精。盐酸属危险品,用陶瓷盛装,笨重易碎,运费奇贵。为了不让日本人卡脖子,吴蕴初决定自己生产盐酸。
碰巧越南有个法国人办的远东化学公司倒闭, 生产盐酸的设备完好。吴蕴初就用九万银元买了下来,在上海开办天原电化厂。“天原”,就是为“天厨”味精提供原料的意思。吴蕴初亲自上阵,装机建厂,冒着呛人的氯气试车开工。1929年,天原电化厂建成投产,日产盐酸2吨,使天厨味精厂的原料做到自给,吴蕴韧的事业从此由味精而步入化学工业的道路,并且填补了我国电解食盐工业的空白。天原电化厂同时还生产漂白粉和烧碱。日英厂商采取倾销的手段使日货漂白粉的价格一度跌到成本以下,企图扼杀“天原”产品。吴蕴初就将漂白粉的包装箱改为特制耐用的铅皮桶,空桶可以回收,循环使用,降低了包装费用,使天原漂白粉在价格上能与日货竞争。漂白粉不宜久存,日货漂洋过海,抵不上“天原”就地生产销售的漂白粉质量新鲜。英华烧碱主要是固体碱,天原就改产液体碱,设法降低含盐量,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便于本地工厂使用,受到用户的欢迎。日英厂商经过与“天原”半年的较量,没捞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铩羽而归。从此“天原”的漂白粉在国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天原”的盐酸产量增加,需用的耐酸陶器也日益增加,那时装盐酸用的都是日本盐酸甏。吴蕴初凭他当年做矽砖的经验,觉得耐酸陶器也可以自给。于1934年开办陶器厂,建造一座新的炉窑,以宜兴白土为原料,生产盐酸甏和其它耐酸器皿。该厂主要为天原厂解决盛器,故名“天盛陶器厂”。
天原电化厂在电解食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氢气,除做合成盐酸外还有多余。吴蕴初想利用放空的氢气做合成氨,再由氨做成硝酸。他说:“办事业必须走在别人前面,要办别人没有办的厂才有意思。” 1934年春,吴蕴初向法国购进了全套硝酸厂设备。为了掌握硝酸的生产技术,他在法国作了较长时间的参观学习。回国后,亲自主持试车,顺利投产。厂名为“天利制氮厂”。在庆祝建厂完工之时,吴蕴初刻了一个章,上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8个篆字。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吴蕴韧成功后,念念不忘当年求学的清苦生活。在兵工学堂学习时,他穷得叮当响。校长有意照顾他,让他在附属小学教算术,可以得到6两银子的报酬。
张逸云去世之后,天厨公司于1935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220万元,其中吴蕴初50万元。到1936年,味精年产量达22万公斤。这时,吴蕴初已创办“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各厂,构成实力雄厚的“天字号”企业,和当时在天津创办化学工业的著名实业家范旭东齐名,有“南吴北范”之称。
吴蕴初常说:“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他将发明的报酬25%分给职工,25%作为社会公益金,50%作为公司特别公积金。
1928年,吴蕴初创办了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1931年,他出资5万元作为基金,聘请了化学界知名人士任委员,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每年经过考试,选拔大学一年级化工系学生及高中学生各十余人,发给奖学金,送到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同时,吴蕴初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捐办了理化教室,帮助学生进行科学实验。
1931年,吴蕴初经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钱昌照的推荐,到庐山为蒋介石讲了一堂发展民族工业必先发展基础工业、巩固国防必先重视基础化工的课。1932年7月,吴蕴初出资购买了一架容克战斗机和一架教练机,命名为“天厨号”,捐赠给中国航空协会。吴蕴初常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天原”、“天利”被迫停工。经济部号召上海主要工厂内迁,吴蕴初便组织留厂职工拆运机器,职工冒着敌机轰炸奋不顾身,经过3个月努力,完成机器拆迁。
天原电化厂选定在嘉陵江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吴蕴初和全厂员工努力,于1940年开工恢复生产。天厨味精厂则借用一座简陋仓库,把上海运来的机器安装起来。半年后,天厨味精厂也在重庆生产出产品。为了“天原”、“天厨”及“天利”各厂复工,吴蕴初奔波于重庆、香港和美国,在困难面前,他总是乐观地说:“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天盛”也复工了,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也在重庆恢复。
吴蕴初说,“促进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责任最大的莫过于我们工业界的同仁。”1943年,全国工业协会成立,吴蕴初当选为理事长。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1945年,吴蕴初、刘鸿生、潘昌献、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在重庆见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代表,聆听毛泽东讲话,使吴蕴初了解到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对人说:“他们这些人都是有本领的,不像国民党,太腐败,没有希望”,“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 王若飞、邓颖超还曾访问“天原”厂,代表毛泽东向吴蕴初赠送了延安出产的一条毛毯、一包小米和一包红枣。
解放前夕,吴蕴初正在美国,上海解放以后,吴蕴初打电话询问情况,得知上海2个工厂一切正常,感到欣慰,但回国与否还颇为顾虑。为了就近了解国内情况,他来到香港。在香港,吴蕴初遇见钱昌照的夫人,便请钱夫人写信告诉钱昌照:“如果共产党要我的话,我就回来。”钱昌照接信后,受周总理委托,立即回信邀请吴蕴初回国。
1950年10月,在北京,周恩来总理一见吴蕴初就高兴地说:“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在招待便宴上,周总理幽默地指着桌上的菜肴对吴蕴初说:“今天吃的菜用的就是你的味精。”屋子里充满欢声笑语。
11月,吴蕴初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上海。随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化工学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1953年10月,吴蕴初因病逝世,终年63岁。临终之时,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说:“你们今后要照国家指引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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