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与嘉定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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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震书院如今是安亭中学里的风景徐燕/摄

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开甫，别号震川、项脊生，是江苏昆山人、嘉定的女婿。其文上承唐宋风，下启桐城派，人称“明文第一”，“隆庆之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归有光之真传也。”客居嘉定20多年间，著书立说，归有光授徒讲学，学子盈门。就“教化嘉定”人文环境的“生成”乃至吴中地区的文化发展而言，归有光的积极影响不可忽略。

倡变文风开宗立派

归有光出生在一个寒儒之家，自幼明悟绝人，9岁能成文章，10岁写千字文《乞醯论》，20岁时，通经史子集。

明代中叶，文坛的复古运动中，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运动，对于扫除“台阁体”重形式雕琢、轻内容实质的文风有一定作用。到了嘉靖年间，复古运动却逐渐流为盲目尊古。当时，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在文坛声势很大，归有光起而抵制一味拟古的文风，他认为，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文章未必不佳，甚至斥王世贞为“庸妄巨子”，反对前后七子走入泥古歧途。他主张“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以散文创作为武器，倡导文章要直抒胸臆，讲求真情实感。他批判诗歌创作“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认为“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

王世贞起初不服，但晚年回看自己文章，也感到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的文章恬适自然。他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使对手折服。

归有光的散文，通常记叙一些日常生活和家庭琐事，表现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深情，最大特点就是感情真挚自然，语言朴素流畅，细节真实生动，有诗画一般意境，如一泓甘泉注入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沁人心脾，给人美的享受，为散文发展辟出一片新境界。其《项脊轩志》可为代表。

在归有光等人的积极倡导下，明朝中后期文坛风向渐变，逐步形成的“唐宋派”，以归有光为领袖，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

明代大儒黄宗羲倍加推崇归有光，称他“明文第一”。清代中期“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也交口称赞归有光的散文。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评价：“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与唐宋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

徙居安亭授徒讲学

嘉靖二十一年（1542），归有光第一次参加会试，落第后徙居嘉定，携妻儿从昆山至岳父王致谦家中，在安亭一边读书应试，一边在“世美堂”开课讲学，纵论文史，谈经说道。当时，归有光的才学已享有声誉，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其“震川先生”，四方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求学听讲，少时数十人，多时数百人，弟子满门。

由于归有光才学渊博，书院学风严谨，学生中不少人中举及第，人才辈出，一时间，“震川书院”在江南名闻遐迩。此间，归有光还先后写了《冠礼》、《宗法》二书。

归有光与妻王氏感情甚笃。在嘉定期间，归有光能够专心讲学，是因为一切家务全赖妻子操持。王氏治田40余亩维持生计，她督僮奴垦荒，以牛车水灌田，所收米粮供家人及书院学子饭食。

当时，嘉定滨海临江，处长江出海口要冲，明中期，常有水患。归有光非常重视嘉定的水患治理。他考察三江古迹，寻找水患成因，认为太湖水入海主要依赖吴淞江，而吴淞江潮泥易淤，江窄水高，此为“主要矛盾”。因此，他写了《三吴水利录》，认为只要合理疏浚关键的泄水河道，地方水患即可消除大半，其余水道无需劳民伤财太多治理。后来，海瑞主持疏浚吴淞江时，采纳了他的建议，使嘉定乡民深受其益。

1555年，倭寇侵扰嘉定，归有光应邀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献策。之后，倭寇在城郊各乡烧杀抢掠，百姓不得安宁，次年，归有光被迫离开安亭。

归有光徙居嘉定20多年，授徒讲学，教化乡民，本地及昆山、太仓、青浦一带的学子受益匪浅。嘉定史上进士及第者，大多出自明中叶之后。当时，应试学子从归有光传道授业中获取“营养”，也是事实。

九次会试花甲及第

归有光在科考场上历经坎坷、屡试不第。

他14岁应童子试，20岁院试第一，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始应乡试。然而，举业艰难，连连落第，五赴南京应考，均榜上无名。35岁那年，归有光终于以乡试第二中举。但是，自中了举人之后，归有光25年中8次会试都未成功。

此时的归有光，已纵观历代经典文章、遍览诸子百家之说，当时主试江南的翰林学士张文毅，称归有光是“贾（谊）、董（仲舒）再世”。以他的才学和声望，会试及第是理所当然的。屡试不第，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不满。大学士严讷说：“天下久屈此人，虽文字不入格，亦须置之第一，人必无异议。”张文毅两度主持礼闱，出语沉痛：“吾为国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为恨。”还有举子公开说：“归生不第，何名为公车？”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花甲之年的他准备最后一次进入考场，倘若不取功名，便回乡安心教书养老，不再入仕。然而，正当他心灰意冷时，希望之门为他徐徐开启了。

皇天不负苦心人，归有光的学识和才华终于在科考场上被“认识”。这一年，主考官是高拱、副主考余有丁。余有丁少时随父居住昆山，曾欲拜归有光为师，未能如愿。当他得知归有光也参加此次会试时，阅卷时便刻意留心。余有丁多年来熟识归有光文风，一份文字凝重的考卷传至手中，余有丁认定此卷必为归有光所作，于是推荐给主考官高拱。高拱也很佩服归有光的文章和为人，不禁大喜：“此张文毅公留心数十年不能得者，若得之，以谢天下士矣。”于是，高、余二人将此卷拟定第一。可叹当时科场混沌，考卷竟然莫名其妙地“弄混了”，发榜时归有光只中了个三甲进士。但不管怎样，毕竟金榜题名，归有光历经漫长岁月的磨难，终于得以一偿夙愿。此时，他已鬓发皆白，垂垂老矣。

为官刚直壮志未酬

按惯例，三甲进士都外放任地方官。当年，归有光的官职是浙江长兴县令，正七品官。

长兴地处湖山之间，长期没有县令，大小事务均由胥吏把持，官府豪门暗相勾结，盗贼横行，一派乌烟瘴气。归有光到任后，锐意革除弊端，为民造福。他努力抑制地主豪户、关注百姓生活。他清理冤案、惩治恶吏。审案时，他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他不仅翻看卷宗，而且常常到民间从妇孺那里了解案情、查实证据，因而，30余名无辜死囚得以出狱，107名无辜犯人被释放，法办了部分鱼肉百姓的恶吏捕卒。

归有光一心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对一切有损百姓利益的法令（如清军法等）都尽量变通办理，对上司之命也有搁置不办的。他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担任长兴知县的2年时间里，归有光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也招致上司和地方豪强的不满，极力将他排挤。

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这次调任，官职是明升暗降，其中原委他也明白：“今兹之调，实由谗邪之中伤。”

顺德府的办公条件很差，连个书案也没有。一场大风，将衙门前的一棵柳树刮倒，归有光就用这棵柳树做了个书案；书斋则更简陋，以芦苇编围，再糊上泥，仅可栖身。然而，归有光的工作热情依然很高，在任兢兢业业，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考察马政沿革，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1569年冬，归有光以邢州倅（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倅是佐贰副官，行政闲职）的身份进京贺万寿节。经高拱等人力荐，归有光升任南京太仆寺丞，主管马政及畜牧业。

1570年，内阁首辅李春芳仰慕其名，将归有光留在北京掌管内阁敕房，修《世宗实录》。归有光非常满意，踌躇满志，计划修完《世宗实录》后重修宋、辽、金、元史，希望借此机会在史学上有所建树。但是，他的理想却终究未能实现。是年秋，他病成沉疴，原想回乡养病，因《世宗实录》未完而抱病撰述，于次年正月十三病逝于任上，终年66岁。归有光壮志未酬，临终握着儿子的手说：“假我数年，卒成大业，庶几不负先师，今竟不可得，命也。”后人将他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

震川书院孕育新学

归有光与震川书院不仅在明代影响巨大，在明后几百年及至近代也影响深远。

道光八年（1828），时任江苏巡抚陶澍奏请道光皇帝，在归有光讲学处重建震川书院。3年后书院建成，占地11.7亩，加上嘉定、昆山、青浦、新阳诸县捐赠的学田，共计826.8亩。书院西与千年古刹菩提寺相连，东与因树园相通，南北有和尚浜溪流环绕，门首题“震川书院”4个篆字，院内归公祠供奉着归有光像，上有匾额“继韩欧阳”，还设有御碑亭，立着乾隆皇帝的手迹石碑。此外，院中数十块碑文大多出于清代嘉定籍大学者钱大昕等名家之手，甚为珍贵。

1834年初夏，刚刚上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因兴修水利之事过访嘉定，获悉嘉定留有归有光客居遗迹，于是乘一叶扁舟停靠登岸，从小道欣然步行至震川书院，瞻仰归有光像，并留下楹联：“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1903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学，震川书院也随之停办。翌年，毛诒源等人利用震川书院公产公款创办了震川小学堂，成为嘉定地区第一所公立小学。1906年，上海道瑞徵又在震川书院旧址上，创办了苏松太道立震川中学，成为嘉定始办的中学。可以说，震川书院让安亭乃至嘉定在近代教学模式改革中，走在了上海地区的最前列。

现如今，震川书院旧址上已建成安亭中学，《项脊轩志》也是高中语文课本文言文单元的必修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