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竹刻与“三朱”

朱鹤所刻松鹤笔筒，南京博物院藏。

朱小松竹雕刘阮入天台香薰，上海博物馆藏。

朱稚征竹雕和合二仙乘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朱稚征竹雕荷叶式水盛，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嘉定古称“疁城”，自古人文荟萃、风物清嘉，具有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享“教化嘉定”之誉。

明清两代是中国竹刻艺术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造诣极高的文人们操刀刻竹，创作了极具书卷气和金石味的艺术品——“嘉定竹刻”，精美绝伦、名闻遐迩。嘉定竹刻的经典之作，走向了竹刻艺术的巅峰，是中华工艺美术史中的一枝奇葩。

嘉定竹刻起于明代正德年间，距今已有近500年历史，其特征是融诗、文、书、画、印于作品中，赋予竹子新的生命，风雅脱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原创性。

嘉定竹刻的作品，主要有笔筒、香薰、臂搁、插屏、抱对等，兼有人物、山水、走兽等文房摆件。嘉定竹刻的基本技法有10多种，包括浅刻、深刻、薄地阳文、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等，表现的题材内容丰富，有历史传说、戏曲故事、宗教人物等。

嘉定竹刻是文人的雅玩。爱竹，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因为，竹子清瘦孤高的特征契合了他们崇尚品性高洁的意像。明代“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每爱君家修竹林，虚斋终日贮清音”；清著名诗人、乾嘉学派领袖、嘉定人钱大昕，号“竹汀居士”，爱竹成癖，曾手提水桶用毛笔为竹叶洗尘。

历代文人对清宁淡泊意境的审美追求，长期影响着后人，也是孕育嘉定竹刻的“土壤”。朱鹤—— 原创嘉定文人竹刻

朱鹤是嘉定竹刻的原创者，人称“嘉定竹刻之父”。

朱鹤，字子鸣，号松邻，生活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朱氏祖籍为南直隶新安（今安徽歙县），南宋建炎年间徙至华亭（今松江区），传至六世（朱鹤辈）迁入嘉定县。

朱鹤少年时师从松江书画家曹时中，学习篆学印章。期间，常随曹时中出入松江望族陆深家中，并与陆深引为知交。陆深精通诗文，富收藏，曾任翰林、国子监祭酒等官，家中常高朋满座，多为文人雅士。朱鹤在陆家得以观摩陆深的藏品、与书画名家交流、切磋，打下了扎实的书画艺术功底。

朱鹤中晚年时期卜居嘉定县清浦镇（今浦东新区高桥镇，时属嘉定县），后代占籍嘉定。多才多艺的朱鹤，以刀代笔开创了以透雕、深雕为代表的深刻技法，游刃于分寸之间拓展竹之空间，因势象形、因形造境，所刻山水、人物、楼阁、鸟兽皆简老朴拙。朱鹤作品有笔筒、香薰、罂等，诸多器物中尤以簪钗饰品名重于时，人称“朱松邻”。

朱鹤的竹刻作品开创了摹拟北宗画派的先河，追求真实，走刀质朴，意境清雅。此后，北宗画派的风尚成为嘉定竹刻的主流，影响了200多年，至清代乾隆时期才发生转型。

朱鹤的竹刻作品传世绝少，现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松鹤笔筒。这件珍贵的笔筒，选用天然老竹根琢制，顺从天然竹根形态构思，设计奇巧。作品以一截密布鳞皱瘿节的竹根表现老松巨干，侧雕一斜枝，曲折盘旋、虬枝纷披，松叶丛簇、松针纤细，给人树高枝密、林海广袤之感。双鹤伴立松间，一鹤倾身俯首顾盼，一鹤半隐松枝引颈仰望，两鹤情意相联。笔筒辟出识款处，阴刻5行楷书文字：“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甫熙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年款“辛未”，当为明正德六年（1511）所制。该笔筒以深浮雕法刻成，松皮纹理与松针雕刻都有一定规则，刀法爽利流畅、精细入微，构图融入画理、颇具画意。然朱鹤也有一定局限，笔筒雕刻的双鹤，古拙有余而矫健不足，把握形神兼备的尺度尚有欠缺。可见此时嘉定竹刻尚处始创期，作品还有完善改进余地。

朱鹤为人有君子之风。与朱鹤同时代的嘉定戏剧家沈龄，曾撰文记述了朱鹤之号“松邻”的由来。明正德六年（1511）冬，名士黄豫乡在他的“来燕堂”设文酒诗会，恰巧沈龄与朱鹤同桌。有人问朱鹤何以“松邻”为号？是否乐意与松结邻？朱鹤答：“你只说了表面，没有说到实质。”沈龄说：“松树四季常青，不因暑寒而变色，又是构建明堂大厦的栋梁，实为树中君子。朱鹤漫游海内，都与君子交往，不就是以松为邻吗？”朱鹤认同：“对！还是同乡的沈龄最了解我。”于是，就请沈龄写下了《朱松邻记》一文，后被收入《江东志》，是记录朱鹤行迹的权威文献。

乾隆皇帝识得朱鹤“西园雅集图”的技法和风格，十分欣赏，便题诗于笔筒：“高技必应托高士，传形莫若善传神。”皇帝的追捧，使朱鹤的声名更为响亮，也旁证了朱鹤确是嘉定竹刻创始者的历史地位。朱缨—— 承上启下才高艺绝

朱鹤之子朱缨，自小随父学习竹刻，在表现手法上有突破，刀法比朱鹤更加丰富神妙，是嘉定竹刻史上一位重要的承上启下者，时人名之“朱小松”。清初嘉定文人苏渊的《疁城赋》称：“畸人逸士，镂削尺管，随色象类，悉中其窾。鸟欲舒翼，花欲舞风。人则瞪动而衣举，虫则昂股而气雄。始之者，小松。”

朱缨，字清甫，一字清父，号小松，生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68岁卒。朱缨从小随父居于嘉定县清浦镇（今浦东新区高桥镇）。明嘉靖年间，滨海的清浦镇屡遭倭寇侵扰，朱缨的家也“毁于倭”，“乃避地入城”，在嘉定东城清镜塘畔（近秋霞圃）安了家。

朱缨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金石、竹刻、盆景无所不能、无一不精。嘉定竹刻艺术到了他的时代有了发展和完善，其创作的竹刻样式更多，有笔筒、竹盒，还有罗汉含珠、蟾蜍、佛像、仕女等圆雕物件，作品有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刘阮入天台”香薰，匠心独具，是件罕见的艺术珍品，当代文博大师王世襄先生称之为“竹刻无上精品，第一重器。”1966年出土于宝山县（时属嘉定县依仁乡）顾村朱守诚墓。他的传世作品还有“归去来辞”、“竹林七贤”笔筒以及“蟠松松鼠”盒。

朱缨在竹刻艺术方面的成就，得益于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他是当时的知名诗人，诗风洒脱、清新、灵动，《明练音续集》存诗4首。曾有《小松山人诗稿》流传，可惜未付梓，于嘉庆年间佚失。他的诗句读来甚感清丽、自然：“菊蕊含香秋欲暮，柳条萦别叶将摧”（夜雨宴集）；“波浮慧日黄金界，岚吐慈云白玉宫”（登莲花峰）；“帆影依微冲雾去，渔歌款乃逐云还”（湖山咏）。其诗风可见一斑。

朱缨精于书画，书法工小篆、行草，兼习金石；其画仿唐代大画家王维，山川云树尽属化工，尤长于气韵，长卷、小幅各有异趣，在江南一带颇具声名。清代康熙时期所编《佩文斋书画谱》，将朱缨分别列于画家和书法家传略之中。

朱缨还是苏州派盆景高手，作品至乾隆年间仍然存世，钱大昕惊叹朱缨盆景艺术，曾赋诗赞曰：“移栽盆树倚窗前，截得筠筒手自镌。花鸟徐熙山马远，无人知是小松传。”将朱缨的盆景比作南唐画家徐熙的花鸟画、南宋大画家马远的山水画那样珍贵。

朱缨竹刻作品注重人物神形兼备的细腻表达，应景生神、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传神”的手法已超其父朱鹤。此外，朱缨还精于象牙、犀角、树根的雕刻，所制印章、根雕，高古纯浑，时人称之“俱属化工”的绝妙佳品。

朱缨是一位有风骨的艺术家。他长得白发青眼、貌古神清，加之狷狂、爱酒，与众不同。乘着酒兴灵感来时，他会即席刻竹，因而酒家往往能轻易得到他的作品。他不事权贵忌走侯门，中年丧妻再无婚娶，又不治家产，有时身无分文，竹刻无非是他主要生活来源。明隆庆二年（1568），知县邵一本知悉朱缨名重，想买他的金石印章和竹刻制品贿赂、馈赠上司，朱缨不加理会，邵一本气急败坏，扬言要让朱缨破家，欲逮捕朱缨。朱缨笑曰：“我早已无家室，何谈破家。”去了外县避祸。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从中斡旋，一场风波终于过去。谁料嘉靖年间风波又起，封于禹州（今河南禹县）的徽王朱载埨，闻知朱缨声名，遣使携带厚礼欲聘朱缨为幕宾，朱缨婉拒说：“我在寒舍门前锄草尚可应付，奔走侯门则没有这个能耐。”人们都为朱缨放弃这个机遇惋惜。不久，朱载埨犯法降为庶人，人们不禁佩服朱缨的孤高冷傲和识人辨奸之才。

朱缨与著名文人王世贞、徐学谟、娄坚过从甚密。去世后，朱缨与父朱鹤均葬于嘉定县依仁乡（今浦东新区高桥镇附近），徐学谟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和祭文，娄坚为他写传。朱稚征—— 勤奋换得出蓝之誉

朱稚征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时期，自小受家庭熏陶刻竹，除了继承、还有发展，时代风云对其作品风格形成有着深刻影响，《竹人录》称：“刻竹名家至三松而技臻极妙。”其作品流传至今近400年，数量较多且多为精品，可见其一生勤奋治竹。

朱稚征的竹刻在当时已是不易得手之珍品，他去世后更是“身价”百倍。乾隆皇帝尤爱笔筒，在朱稚征所刻“品茶”笔筒上题诗：“传神只作萧疏笔，经久由来以朴存。”皇帝的推崇褒扬，使得朱稚征的作品更为引人注目，后来的秦一爵、沈大生等竹人均受他影响并效其风格。

朱稚征，字叔子，号三松，朱缨季子。他工诗词、善丹青，尤喜画驴，所作《灞桥风雪图》，远山淡石、丛竹枯木，极具潇洒凄清之美。

朱稚征创作态度极为严谨，刻竹前，要酝酿很长时间，一旦灵感到来就聚精会神地投入创作，一件作品往往要刻数月甚至更久，精雕细刻，追求至真至美。相比朱鹤、朱缨，朱稚征善于推陈出新，浮雕层次丰富、圆雕形神兼备，刻法多样、题材广泛，所治竹器有笔筒、臂搁、香薰或人物、蟹、蟾蜍等把玩件。

朱稚征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寒山拾得”圆雕像，构思奇妙，镌刻亦精，二僧以莲瓣为舟、苕帚作浆，欣然共济、一水可航，再现了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的颠狂形象。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圆雕残荷”洗，是其典型的代表作。此件名虽为“洗”，然难以贮水，实为案头文玩。这件作品以深秋荷叶为主体，边卷欲枯、虫蚀透漏，叶脉内层浅镂、叶外隐起，无处不逼真；旁侧凹下处，着一小蟹，仿佛郭索有声。作品具像生动地透露了一股大自然清纯的气息，充分显现朱稚征得写实功力以及形准而神达的艺术才能。王世襄先生称此件为“意匠镌镂，并臻佳妙，三松竹根制器，未见更胜此者。”

此外，他还有“仕女窥简”、“饮中八仙”、“松荫高士”等不同主题的笔筒传世，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传统绘画，布局得当、刀法简练、遒劲有力，大都创作于明天启、崇祯年间，他的作品代表了明末嘉定竹刻的最高艺术成就。

朱稚征艺术才华横溢，他工于金石，把竹刻艺术灵活地运用于治印之中。清末褚德彝《竹人续录》记述：在一家古玩店中看到朱稚征的一方竹根印章，纽雕古雅的辟邪，印面刻“方外司马”白文，酷似汉宫印。朱稚征还精于园林艺术，曾为南翔诸生李宜之设计辟划猗园（今古猗园）。朱稚征培植的盆景同他的竹刻一样执行中牛耳，誉满江南，被时人视作珍宝。他培植的盆树高不盈尺，却枝干苍老、体势奇古；他在盆景中杂植小树几棵、放置几块拳石，一尺见方可容冈峦起伏，酷似立体古画。清代文人王鸣韶《嘉定三艺人》一文说，朱稚征“将小树剪系供盆盎之玩，一树之植几至十年，故嘉定之竹刻、盆树闻于天下，后多习之者。”

明代中后期，士人的审美情趣和对器物雅玩的癖好，是嘉定竹刻艺术得以发展的基础。嘉定历来文风鼎盛，诗人、学者、书画艺术家们云集，初始竹人大多是书画家，他们不但自拟其稿，而且操刀实践，画法入竹，交流切磋着将书画诗文的气韵、意境、构图、章法融入竹刻技法，嘉定可考姓名的竹人就有120多名，大多被称作“高人”、“幽人”、“逸士”、“隐君”，因而嘉定竹刻艺术和书卷气息是“原生”的。此外，竹材易得而价廉，嘉定竹人在创始期大多就地取材，博采题材，度形制器，状态写神，得以反复练习修正而不费昂贵取材之银。

嘉定竹刻经历了数个世纪的辉煌，晚明以“三朱”（朱鹤、朱缨、朱稚征）为代表的创始期，清初以吴之璠、“封氏三鼎足”（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为代表的发展期，清中期以顾珏、施天章、周颢为代表的全盛时期。至晚清，嘉定竹刻由艺术品转向实用器型、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下降而衰落。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上，时文秀斋和张文玉斋的竹刻作品参展并获金奖，褪色的辉煌仍然载誉海外。2006年，嘉定竹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