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黑”非“白”张君劢

张君劢与王世瑛

史海泛舟，别有风景。历史的枯井重见天光，总有遗存可见：瓦砾残片、斑驳异物、粲然珠贝、鱼龙混杂。往事难付红尘，它期待后人的慧眼去研讨、考订和评判。张君劢恐怕就是这样一个非“黑”非“白”的历史人物。矛盾并举的“两栖人物”

张君劢（1887—1969）是徐志摩太太张幼仪的二哥，嘉定真如人，出生于一个儒医兼商的家庭。张君劢6岁破蒙，他悟力过人，人称“小军师”。11岁入广方言馆，上英文课时始知“世界上除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入学次年，发生戊戌“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慈禧捕杀维新党人，学馆门前高悬通缉康、梁的照片，引起张君劢的注意，此事在他心中播下了委身国事的种子。1902年，他与弟弟公权一道参加县试，两人均中秀才。翌年，上海震旦学院招生，培植翻译人才。张君劢见报上梁启超的宏论“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始入震旦。然，每岁一百多两银子无力承付，不得已退学，转入学费低廉的南京高等学校。在南京高等学校只学一年，就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旋经友人介绍到长沙明德学校教英文，结识留日归来的黄兴。

1905年，张君劢辞去教席回故乡，遵父命与元配夫人沈氏完婚。蜜月尚未度完，便负笈日本，以官费生资格入早稻田大学学理化。他对理化无兴趣，改学法律、政治。因擅改专业，县里中止官费，他生活无着，靠借贷生活。一日三餐难继，一条毛巾他与一同留学的弟弟公权一分为二；破了，再一分为二。

此时，他发表文章反对革命，主张立宪，成为康、梁的忠实追随者，后来与梁共同发起、领导政闻社。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经考试获翰林院庶吉士，由土秀才成了洋翰林，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张君劢考察中国复杂的政局后，进言梁启超去联络袁世凯，借以壮大立宪党人队伍。可袁世凯执政后“因循坐误，一事不举”，令张君劢大为失望，加之《俄蒙条约》的签订，民怨沸腾，张君劢在《少年中国》上撰《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檄文一出，反响热烈，他成为反袁第一人。被激怒的袁世凯查禁并监视张君劢。张君劢流亡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袁世凯紧锣密鼓阴谋复辟帝制，梁启超又电告张君劢回国，襄助友人反袁。时，张君劢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毫不犹豫匆匆回国。他身上只有13块铜元，归国7天行程中，只好以白开水、面包充饥，中途由彼得堡回国的川资还是友人提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张君劢由梁启超建议出任“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继而转到北大当教授。1918年他与蒋百里发起成立“松社”，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之后，追随梁启超旅欧考察3年。欧游观感，令他对中国的前途进行深入思考。对俄、德之路进行比较，一度积极宣传俄国革命，对俄国革命曾予一定的同情、肯定。1919年他将俄国的宪法译成中文，首次将俄文soviet音译成“苏维埃”，一直沿用至今。

张君劢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他经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和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等重大历史事件，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段祺瑞、蒋介石、李宗仁、陈立夫、梁漱溟、罗隆基等一代政要均有过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总统杜鲁门、韩国总统李承晚和南越总统吴庭艳等都有过交往。

张君劢是个典型的“两栖人物”：一手搞政治，一手研学术。他先后创办政治大学等多所大学，在北京大学等校当过教授，出版过《人生观》、《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是著名的“人生观论战”挑起者和《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笔仗。追随梁启超，倾心于“立宪”活动，是政闻社中坚，先后组建、参与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等，是国民参政会议员，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1946），等等。因此，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然而张君劢实在又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物。他一生为矛盾所困：与他人的矛盾和自相矛盾，构成一个独特的“张君劢现象”。

政治上，他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一度春风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又屡遭国民党的软禁、绑架；他既与共产党有过不错的关系，为国共合作奔走，61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而通缉；他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又被同盟勒令退盟；他曾热情宣传过十月革命，又反对中国人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倡导妇女平权，一面休掉发妻，重娶新知识女性；一面又反对妹妹张幼仪与徐志摩仳离后再嫁……

抗战不乏真情

“不因政治忘哲学，不因哲学忘政治。”张君劢赋诗言志。他又说：“吾爱善政，吾尤爱以人民自由为基础之善政。”鉴此，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独裁行径，他深恶痛绝，经年不断地批评，“出拳”就是五条指印：没有尊重自由；不允许异说存在；不承认共同基础；不从事积极条件培养和缺乏西方政治家的气质。1928年他在《新路》杂志上发表《一党专政与吾国》，强烈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他向大独裁者要自由，这等于捉只虱子放在蒋介石头上，国民党立即查禁《新路》，指控其“言论反动，主张乖谬，意在危害党国，破坏革命”。张君劢不买账，刊物照出，并化名撰文对当局罗织《新路》的罪名予以义正词严的驳斥。国民党严控印刷厂和邮局，《新路》出了10期被迫关门。

1921年端午节前一天，张君劢到中国青年党干校（上海行知学院）去上课，途中被绑票。绑匪向张夫人索巨款赎人，否则割耳。张夫人一眼看穿绑匪明知张家无钱可勒，目的是恐吓，使行知学院自行解散。不理。绑匪又扬言要撕票。张夫人仍不睬。僵持了20天，绑匪将其放回，但张君劢从此落下跛腿的终身残疾。

张君劢在上海已无法生存，全家不得不又流亡德国。

1931年，应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之邀，张君劢到燕大教哲学。次年，他与罗隆基、黄炎培等人秘密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同时成立“再生社”。《再生》创刊号上张君劢、张东荪等3人联名发表《我们要说的话》，阐明国家社会党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意见，提出一种“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

“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张君劢到上海前线考察、慰问浴血奋战的官兵，回到北平在燕大校园公开演讲，报告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可歌可泣的事迹。由于他的演讲精神有悖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政策，蒋介石大为恼火，遂被迫辞去燕京大学教席。

1934年，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自以为大，四方出击，批评国民党“腐化”，青年党“顽固”，攻击共产党“强化”、指责共产主义失之“激”，认为这些党均不可靠。“可靠者，惟有中国国社党。”这自然遭到共产党的反击和批判，也屡遭国民党的打击报复。

太平洋战争爆发，宋霭龄的狗搭乘国民政府派往香港的飞机到重庆。消息一传出，引发西南联大学潮，恰逢张君劢、罗隆基在大理兴办民族文化学院，国民党指控张君劢、罗隆基是这次学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下令将其软禁在重庆汪山，书院也被关闭。张君劢不服，申诉。蒋介石认定是张的“在昆明搅政治的朋友所为”。张君劢被软禁了2年，直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劝说蒋介石采取民主政治，共同抗日，张君劢才获自由，重返参政会论坛，又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

国民党骂张君劢是革命党的“余孽”、“共产党走狗”。共产党指控他是“国民党的帮凶”。1938年，张君劢给毛泽东写信，公然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求把八路军训练、指挥权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此信一发表，影响恶劣。毛泽东严厉批评、揭露“玄学鬼张君劢取消共产党”的谬论。

不过后来，共产党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慢慢地和张接近”。张君劢也不断改变对中共的敌对态度，“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董必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张君劢出尔反尔，1946年，他背信弃义地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改组政府和行宪国大，支持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实打实的成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帮凶。张君劢本人亦因此遭中国民主同盟开除出盟的处罚。

抗战时期，张君劢的表现不俗，显现一腔爱国真情。他坚持杭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积极从事革命运动。“这一时期他起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之后，在“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国共和谈事件中热衷奔走斡旋。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发表的“调查报告”一派胡言，荒谬地提出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交“国际共管”，由日本代理行政权。全国人民愤慨，张君劢严厉抨击调查团偏袒日本、纵容侵略者的实质。

1932年，溥仪当了满洲国的傀儡，民族生存危在旦夕。为探求民族复兴之道，激励国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信心，张君劢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菲希德的《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继之又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鼓舞国人。而且，他身体力行，车马劳顿到晋、鲁、粤、滇等地演讲。

他在1937年又翻译出版了《全民族战争论》，在扉页上赫然写着：“敬以此书献于绥远前线为国守土之将士。”在稍后出版的《对外抗战问题》上开篇疾呼：“时至今日，我们国民应该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外抗战问题’。”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投身抗战前列。在南京出席国防参议会议时，写了《吾人立场与民族生存战争之三字诀》，呼吁国难当头，各党派“举国一致”，将“从前政见之争，应一切置为后图，先将敌人驱逐以后再说”。他提出的三字诀是：“一曰死，二曰苦，三曰耐。”对抗日的前途充满信心：“绝不因目前小小的挫折与轰炸而自馁，则吾民族扬眉吐气之日殆不远矣！”

休发妻娶新人

张君劢与元配夫人沈氏有文化上的差异缺少共同语言与情趣，加之长期分居感情难以融洽。

1923年，在筹备泰戈尔访华招待会上，经郭梦良、黄庐隐介绍，与毕业于北京女高师的王世瑛相识。王的出现，就像在张君劢的心湖投下一枚石子，像一缕春风，吹皱一池春水。翌年，王世瑛率她所执教的福建女师的学生访问沪、杭、宁，两人的交往日密。尽管当时张君劢因他办的国立政治大学经费受阻而四处奔波，“忙得饭都难顾得上吃”，但仍坚持每日与王见面、晤叙。十余日的相处，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之后，福州、上海之间情书往返如过江之鲫。素不作诗的张君劢也诗兴大发，咏叹自由爱情的幸福。1925年，张君劢毅然与沈氏离婚，与王世瑛结成伉俪。时张39岁，王26岁。1945年，王因难产过世，张君劢此后孑然一生，不再续弦。

张君劢冲破樊篱，结束了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无可指责。王世瑛过世，他终身不娶，显示对爱情的忠贞，亦值得称道。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对亲妹妹张幼仪被徐志摩遗弃后意欲再嫁的态度判若两人。“当杜里舒夫人向他提出张幼仪很可能改嫁时，他回答道：‘啊，那绝对不可以发生，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全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谁能想到倡导女权，也食人间烟火的张君劢竟说出这种话来，而且是对自己的亲妹妹！

“我是一个失败者”

张君劢是学法律、政治的，毕生追求“立宪”，他“想以学风纳政潮，以笔杆代枪杆，以法治代人治。”他一生除著书、立说外，热衷于办学、办刊和组党。倒霉的是他所经办的学校、刊物都是短寿，长不过3年，都夭折在国民党手中。更可悲的是，他最后被自己一手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开除出盟，那也是咎由自取。梦幻永远是幻梦。他老来不得不慨叹：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是一个失败者。

但谁也不能否认，张君劢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有人评价他是位“拙”、“朴”、“笃”、“实”的儒家。也有人拿他与胡适作比较，认为他的骨头要比胡适硬。

1949年3月，李宗仁上台后，亲自和何应钦先后到上海找张君劢，希望他派人参加行政院，以便恢复三党联合政府，张婉拒。5月，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拟请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院长，去找时在澳门的张君劢。张君劢辞就，并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行政院院长”。

张君劢一生不治产业，又无积蓄，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只靠每月百把块钱美金的养老费和一点稿费生活，“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想拉拢他，曾给他多次经济资助，他拒绝。1961年，他要到德国去讲学，台湾教育当局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可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仍被如数退回。直到1969年去世，他没有接受过台湾国民党的一分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君劢的老友、爱国人士陈叔通受中共委托，曾致函于他，诚邀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张拒绝。周恩来也曾派出访印度的张经武欲见张君劢。但张托人告知，“自己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

晚年的张君劢流亡美国，生活拮据。为了生活，他抱病没日没夜地给《世界日报》写社论，亦为取得合法的资格、享受养老金；为写文章，他70岁时还每天跑图书馆，中午只吃三文治、喝开水。直到女儿张敦华工作后，家中才有一部十一英寸的小电视机。由于长期受精神、经济压力，胃病经常复发，手术后稍好，又拼命地工作。

张君劢逝世于旧金山康凡勒生疗养院。时为1969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