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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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在送给家乡人的《大转折》一书上签名。顾洪行/摄

国民党市公安局回复大同大学的公函（部分）谢作灿/摄

5月初，在北京有幸拜会了95岁高龄的于光远先生。于老头脑清醒，对家乡嘉定充满感情，对年轻时的往事多有回忆。笔者提及嘉定人、卖国贼曹汝霖，于光远先生证实，那正是他的堂舅，于先生四五岁大的时候，曹汝霖抱过他，甚至还预言：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交谈中，于老展示了一份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档案的复印件，有10页，记载的内容是1933年夏天，他——郁锺正在大同大学读书时的一件旧事。

骑车遇纠纷

1933年6月23日下午5点左右，18岁的郁锺正骑自行车从龙华回大同大学，经过学校附近的车站路时，不小心碰到庞冠三的绸大褂。郁锺正急忙下车道歉，没想到，胖胖的庞冠三是上海滩上游手好闲的一个小流氓，他有的是时间，并不想这么快就了结，放郁锺正走，声称要一块去“吃讲茶”。上海话“吃讲茶”的意思就是到茶馆边吃边谈，商量赔偿问题。郁锺正说：“如果我碰伤了你，我就赔偿你的医药费；如果我弄坏了你的衣服，我就赔偿你衣服的损失。可是你既没有受伤，衣服也没有损坏，而且一点也没有被弄脏，我已经向你道歉了，没有必要再去吃什么茶。”两人在街上发生口角。

与岗警对打

这时，警号为1354号的岗警王有义走了过来，二话不说，上来就打了郁锺正一个耳光。“他同那个流氓一定熟识。”于光远后来回忆说。受此侮辱，郁锺正一怒之下回敬王有义一个耳光。王有义举起警棍就打，没想到被青年郁锺正夺过了警棍。王有义急了，急忙吹响警哨，召来二三个警察。就这样，郁锺正手持警棍和三四个警察对打。自行车倒在地上。郁锺正父亲郁祁培的一个朋友刘先生正巧路过，见此情景，急忙跑到郁家报告。

由于车站路离大同大学很近，郁锺正与警察对打的时候，同班同学葛曾济（葛一虹，嘉定人，戏剧家）看到，马上跑到学校告诉同学们，说，我们的同学郁锺正正在遭警察殴打。郁锺正在学校是有名的学生，学问不少，很多人都认识他，于是立刻有数百名同学飞奔赶到现场。此时，郁锺正已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同学们就包围了派出所。当时，正遇下班高峰，街上行人多，有上千人围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车站路上的有轨电车全部被堵停下，加剧了拥堵。警察怕闹出大乱子，想赶快了结这事。同学们趁机向警察提出条件：登报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送郁锺正上医院治疗，由警察局负担全部费用；拘捕行凶人……警察局被迫接受。

混乱中，有人乘机抢去车站路立大米店200余元。

舆论推波助澜

郁锺正住进了附近医院。他的父母来到医院，见他左手指间、背部、前胸满身伤痕，十分心疼。郁锺正却轻松地说，那几个警察也被我打得不轻。大同大学的校长曹惠群带来口信，嘱咐他安心多住几天，反正是警察局出钱。

第二天，有人送来《时报》。原来，6月24日的《时报》以头条套红标题刊登了这起“学警冲突”，舆论认为是警察殴打学生。大同大学同时致函公安局，要求彻查岗警殴打学生之事，从严惩办。

公函颠倒黑白

6月26日，由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亲笔签发、编号为386号的公函回复大同大学。公函称，“该生（郁锺正）不服该警（王有义）制止，恶声相向，继以动武……该路行人围而观者甚多，目睹该生行凶，群起不服。有不知姓名之人上前夺还警棍，以致互殴致该生有微伤。”公函所称原因是“郁锺正不听岗警调解反而逞凶，致遭路人不平。”公函强调，二区孙钧局长“高度重视”此案，传过庞冠三和王有义，经查“实则互殴。”公函的结论是：“贵校学生郁锺正违背警章，驾车过骤，致将行人庞冠三撞倒，发生口角且又不服制止向岗警王有义施加暴行，经路人不平，避加揪扭，致微伤。”公函最后反而要求大同大学“……查照并希酌于训诫。”真是颠倒黑白。签发公函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是海南文昌县人，1927年北伐时任革命军第十七师中将师长，1934年病死。

自小喜欢玩

于光远先生后来的回忆文章说到这件事，特别说明，“当时我没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只是不能受侮辱，忍受不了被人打耳光。这是我的性格。”

小时候的于光远爱玩，甚至可以说是个小“愤青”。他喜欢玩的项目有：打袖箭、掷飞镖、武当剑、少林拳、猴拳。据说，由于打架时很难用上太极拳，便不想练。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年仅10岁的于光远就跟着老师上街参加了抵制日货、声援工人罢工的游行，并为工人募捐。

1931发生“九一八事变”，1932年底发生“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亡国的危险，所以，1933年，与警察打架事件发生时，18岁的郁锺正成为一名有民族意识、有正义感的“愤青”也就不足为怪。

鼓动打洋人

“学警冲突”发生后的不久，郁锺正又鼓动了一次打架事件。

那时，清华大学在上海招生，考场设在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天，郁锺正从南市的家里出发，换了一次车，再搭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的车到梵王渡（万航渡）终点站下车，然后步行到考场。

第二天早上，郁锺正乘车到梵王渡站时，一辆黄包车正停在站上，车夫不在。汽车来了，车夫赶快跑回过来把黄包车拉走。

车上，有个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的高鼻子英国人跳下车去追黄包车夫，追上后，抓住黄包车篷把车掀倒，然后举起随身带着的手杖殴打车夫。“那手杖很细，我估计里面有钢筋。”于光远后来说，鲜血从车夫的头上流下来。见此情景，郁锺正气炸了。

那条马路是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所谓越界筑路就是外国人把租界的马路延长，马路也算作他们的租界。马路成了租界，而旁边的弄堂还是“华界”。

洋人打车夫时，许多黄包车停在大路旁的弄堂观望。郁锺正就跑到那群车夫里，鼓动他们惩罚这个洋人。他说，“你们不也亲眼看到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打我们的同胞吗？难道你们可以呆在一边袖手旁观？工人同胞要团结起来，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于是，大伙儿行动起来，先把车拉到华界的弄堂里，然后，有的拿起木制的坐垫，有的捡起砖块，向公共汽车站跑去。洋人一看不妙，就躲到车上，把门关起来。车夫们就把车上门窗的玻璃砸碎了，想把这个外国人拉出来。事情闹大了，华界的警察开了一辆警车来，把那个挨打的黄包车夫和那个打人的洋人都拉走了。

这时，郁锺正才想起当天还有转学清华的考试，急急忙忙向考场跑去。进入考场时，监考人员正准备把他的考卷收走。“真玄啊！如果我晚来一两分钟，误了这场考试，也就不能接受吴有训老师的n试，转学就会成为泡影了。”

经过这次考试，郁锺正破例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读书，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成了同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