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戚与共从此始

都是笔杆子惹的祸。“文革”中，我被斗倒批臭，定性为“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逐出原单位，下放农村劳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生不幸，我占了大部分，人虽未亡，可前程暗淡，万念俱灰……

一次，公社召开“三下”人员会议，她负责报到。简短的对话中，彼此发现原是同乡——上海人。乡音是无形的红线，我俩相识，相知，相爱了。在那“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岁月里，她的观点较为前卫：相爱不需要理由。“插姐”、“插妹”们对她的选择很惊讶，而她全然不顾“近墨者黑”之嫌，与我的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她招工至县城，书信来往频频，三年满师，提及婚事……呵！可喜事一旦降临，我却忧郁起来，担心自己身份会连累她。

就这样，未举行婚礼，未购买家具，１９７５年新春年初二，休戚与共从此始，我俩会铺了。会铺那天，我俩交谈至子夜，她向我吐露心曲：让我振作起来，哪儿跌倒，哪儿爬起，不要放弃笔杆子。一席话醍醐灌顶，扫去我的心灰意冷，开始留意身边的人与事。“文革”前，我没少下农村，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犹如“井中葫芦”，貌似深入，实乃浮于水面；如今“葫芦”破了，一沉到底，顿觉精彩纷呈。农民的语言，朴实中见诙谐，他们戏称生产队长是“公鸡头上的肉疙瘩——大小是个官（冠）”。对搬弄是非的人，则讲是“栓在门坎上的小猪——内戳外捣”。他们不仅语言生动，而且性格各异，表达情感不乏黑色幽默。村里两个孩子打架，一个社员家小孩吃了大亏，家长不敢惹事，忍气吞声地训斥自己的孩子：“人家伸出大拇指比你腰还粗，你是自找的！”另一书记家的小孩占了便宜，家长们大摆威风：“别装孬！要打打个够。”事后，为了平息风波，社员杀鸡沽酒，向书记赔礼道歉。书记喝得酩酊大醉，万没想到入腹的盘中之物，竟是他自家的打鸣公鸡。生活的底蕴，令我产生按捺不住的激动，日积月累，写下十多万字的笔记。她不断鼓励我：“请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果然，“文革”结束后，组织为我“平反”，我又获得创作的自由，发表了剧本、小说、散文等１００多万字。《龙女》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黄梅戏艺术片；《这里也风流》载于国家级刊物《剧本》；《遥指杏花村》参加中国第二届艺术节，先后获得“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和“飞天奖”戏剧片二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很荣幸地被评为国家一级编剧，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生有时难免不幸，而我在不幸中得大幸，那就是与她结合，因而“年初二”成为难忘的日子，每逢这一天，我俩都举杯相庆，哪怕杯中是清水。去年是我俩结婚３０周年，大学毕业后的儿子特备下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为我俩祝贺，还补拍一张结婚照。

逝者如斯夫，岁月留痕，有了这一天，足矣。 戈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