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1910：惊心动魄的人口普查

吴庆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图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临安府门牌。

《钦定宪法大纲》

人口普查是政府获取人口资料、掌握国情国力的一种基本调查方法，对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

清光绪末至宣统初，清政府开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但这次普查却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一场恐慌，嘉定也遭受波及，受到谣言蛊惑的乡民惊恐万分，甚至做出了打砸学堂、殴打官员、撕毁普查账簿的事。一次利国利民的人口普查，怎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人口普查的“前世”

中国很早就有人口普查。《史记》 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大禹为治水而进行人口调查。到了商朝，有为临时征集兵员做的人口调查与登记，称为“登人”或“登众”。周朝时期，出现大比制度和乡遂制度，就是将当时的“比、闾、族、党、州、乡、遂”各级部门，按照一年四季登记男女数量的多少，逐级上报，最后由周朝主管官员进行汇总，并且注明人口分布、男女比例和生死变化相关情况。

《汉书》中还有西域国家户口统计的记载，可见国家已十分重视人口数量的调查。东汉时期不仅要求统计输役户，而且免役户也必须包括在内，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人口普查了。然而，东汉末年战争瘟疫四起，人口已很难查清。直到隋朝南北统一后，又着手恢复全国性的规模人口调查，即实行“貌阅”制度，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核对，以此确定是否与情况相符，这种细化的普查体现了隋朝的治理水平已经上了很大台阶。

到了唐朝时期，也沿用了隋朝的普查制度，只不过在名称上进行了改动，称之为“团貌”，并且规范了一套周密完备的定期人口普查制度。宋、明、清三代均实行保甲制度。每户居民须在门上悬挂户牌，标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同居亲属及迁移住所等，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保”直属县衙，按保甲系统报告生死、婚嫁和迁移等人口变动。据县志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嘉定有人口391212口，其中男丁233583人。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统治风雨飘摇。为了挽回颓势，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推行“庚子新政”，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在地方上推行自治。新政举措之一，就是普查全国人口。

谣言四起引发恐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钦定宪法大纲》定下人口普查时间表：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1909年调查人户总数，1911年调查人口总数。随着人口普查在全国的推开，一些令人恐慌的谣言不胫而走，各地频繁爆发骚乱，在江西、四川、江苏、福建、浙江、安徽、广西等地，哪里搞调查，哪里就进入紧急状态。

比如，江苏宜兴和桥镇时疫流行，调查员询问百姓年龄，百姓以为要拿他们的灵魂压镇瘟疫，一唱百和，聚集千人，蜂拥至派出调查员的鹅山学校，酿成毁学事件；在江苏吴县，传说即将有阴兵过境，入调查名册者都会被征当阴兵，百姓惊恐万状，数百人到调查员家打砸抢，包围并捣毁保存底册的自治分所。

在嘉定也发生了暴动。据《疁报》记载，1910年2月，一个小贩在陆渡桥乡卖鸡，绘声绘色地向往来乡民说起与普查相关的各种谣言，说现在登记的户口册，将来要卖给洋人，用于筑铁路桥之用，价值极贵，每户价值大洋20元，等到使用户口册铸铁路时，册中收录的人全部要死。听到这惊悚的消息，乡民都非常恐慌，决定反抗这次人口普查。于是，几十人冲到各经董（协助管理地方的乡绅）家，暴揍乡绅，毁坏房屋和财物，撕毁户口册。有的乡绅被打成重伤，也有人被剪掉辫子（在晚清剪掉辫子是对一个男人严重的侮辱）。乡民又怀疑调查户口等事，是由学堂发起，逼令唐家行学堂停歇，其他镇也出现打砸学堂等情况。

谣言产生的原因

人口普查，怎么会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谣言？“自庚子之役，朝廷威信实大堕落”， “民众并非不知宪政利国利民，而是民众已无信任国家的观念”，时评把公信力丧失看做民变的最根本原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的清政府无论做什么，在百姓心中已事先被判断为坏人坏事。此外，还有办事人员敷衍塞责、工作不到位，以及乡民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

清末新政，好比用旧官僚机构的瓶子去装新政这瓶酒。各乡镇办事人员仍是官老爷派头，对乡民呼来喝去，也不耐心解释清楚人口普查的目的和意义，导致大家一头雾水，很容易轻信谣言。《疁报》说：“办事之人大抵有一种矜贵之气，从未有一人能卑躬屈膝已，就此社会不习惯之举谆谆然教导人者，故乡人之对于此事究竟莫悉其理由，莫名其效用，然则暴动之来于疑虑者，实在情理之中。”

此外，办事人员专业性不强，对人口普查也是一知半解。比如，嘉定城自治公所不做统计，将上年之数照抄送去。曹王庙人口普查负责人不确定专门的调查员，竟让地保、粮差等人，在家任意填写登记表，导致调查对象的姓名、年籍错乱不堪。外冈的负责人对一切新政都不敢兴趣，对于清查户口，开始是拖延不办，后来随着时间逼近，居然想到一个投机取巧的好办法，抄录上前届查造门牌的底册来应付。

当时乡民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使底层百姓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县志记载，1910年，嘉定公私官立小学有学校82所，学生2425人，只占学龄儿童的5.9%。当时，有的谣言说，人口普查是为了要抽丁，还有的说是为了获取乡民的八字去打铁路的桥椿，等铁桥造好了，这性命就不保了。甚至，等到人口调查完成、户口册送到县城后，还有些老太太听信谣言，到经董家百般吵闹，以死相逼，要将户口册取出烧毁，可见谣言洗脑之深。

改进普查的方法

嘉定原定完成的人口普查工作，一拖再拖，原定1910年的6、7月完成，后延迟到8月，江苏省一再催促，最后9月底才完成上报。

为了推进人口普查工作，当时的嘉定县令邵鼎下令严惩闹事者。他专门派差役赴常熟，抓捕陆渡桥闹事的首犯桂阿荣等，进行严厉惩罚，“判责臀四百，掌嘴三百，又责竹枝千下”，收押醒悟堂（看守所）。责令闹事者共赔偿大洋四百二十元，赔偿被毁各经董的房屋。

针对此前工作的不足，嘉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赴镇乡调查前，会同调查员传集各乡镇乡绅耆老，将调查宗旨当众演说，让乡民家喻户晓；查户表册加盖该州县印信，发交乡绅耆老阅看，先由各处经董查填姓名、年岁及人口数目，以避免误会，然后挨户调查；并严禁造谣生事，趁机勒索，倘若有不法之徒从中煽惑乡愚，即行访拿，从重惩治；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告诉乡民，嘉定很多地方已完成人口普查，乡民们都安然无恙。

值得一提的是，嘉定还派人到各村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人口普查：“大清国的地方共有多少大，皇上家管了这大大的地方，同百姓人家管自己一家的事情是一样的。你们一家的妻儿老少共有几个人，是自己知道的，倘然皇上家管了大大的地方，这地方上有多少人全然不知道，岂不是笑话么，这就是要查户口的缘故……”

宣讲还特意向百姓解释人口普查的4个目的，一是要办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有厅州县自治、城镇乡自治的分别，那城镇乡的名目，城是不关户口的，有本厅州县官衙门的地方就叫做城，那镇乡的分别却也在户口上分别的，人口不满五万只可以叫做乡，人口过了五万就可以叫做镇，所以要定镇乡的名目，先要查清户口。”

二是要定议员额数，“那议员就是议论地方上公事的人，有厅州县自治公所的议员，有城镇乡自治公所的议员，都是地方上人公举的。人数多的地方议员定额就多些，人数少的地方议员定额就少些，却不比咨议局议员，各省的额数是预先定在章程里的，所以要定自治议员的额数，也先要查清户口。”

三是要遴选体面的选民，“这选民也可以叫做公民，是与地方上公共事情有关系的，是从许多居民里选出来的，是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那选民的资格自然要另外详细讲的了，现在拿什么来比方呢，譬如从前的秀才举人进士，大家认他做有体面人是了，这选民的多少，各地方虽是不同，却都包括在许多户口里头，倘然户口还弄不清楚，哪里晓得体面人的多少呢，所以要查明本地方的选民，先要查清户口。”

四是是要多开学堂，“大凡地方识字的人多，自然明白道理的人多，识字的人少，自然明白道理的人少。乡下人识字的少，所以容易吃亏，那识字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呢，也为学堂太少的缘故，将来各处的自治公所都开办了，这自治公所的责任第一就是要办初等小学堂，这初等小学堂要办到人家满了七八岁的小孩子没一个不进了学堂才算尽了责任，所以要查明应该入学的小孩子共有多少，也先要查清户口。”

宣讲中，还要求百姓“倘然有人来问你们姓名年纪你尽管一一回答他，有人来问你家里有几个男几个女，也尽管一一回答他，包你一无害处，可以千放心万放心，是断断不要紧的，你们务必记好，再向别人传说传说，这是大家应该晓得的。”

同时，县衙还在各处张贴百姓易于理解白话善后告示，宣传人口普查和新政。改进工作方法后，人口普查才得以顺利推进。嘉定于1910年9月底完成人口普查，并上报江苏省：嘉定县有46964户220632人。

清末嘉定 徐征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