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主的这一年

从刚刚拿地时的惴惴不安，到秋收时的满眼金黄，当沉甸甸的稻谷换回十多万元的收入，人到中年的朱秋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为了种地借了20万元，这一把‘赌’对了。”

嘉定于去年秋天推行粮食生产家庭农场，包括朱秋龙在内，目前全区共有100位农场主。嘉定的目标是到2017年发展217户粮食生产家庭农场，水稻种植面积达32550亩，占全区水稻最低保有量的50.9%。

记者 陆晓峰/文 记者 李华成 陆晓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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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机人员花了2天就收完了朱秋龙包下的100多亩水稻。

2、今年水稻的收成不错，朱秋龙的净收入超过10万元没问题。

“200亩正合适”

华亭镇北新村新宅村民组，42岁的朱秋龙守着他的杂货店，这一守就是10年。

因为地处偏远，他的店前鲜有人来人往，只是偶尔有村民来买些油盐酱醋，抑或是来沪人员带着小孩随手取一根五毛钱的棒棒糖。相比略显清淡的门店生意，朱秋龙的手机倒是时常响起，那是有人要他送香烟，“主要靠卖烟挣钱，一年光营业额就有200万左右，能有5万元盈利。”

这么多年来，朱秋龙一直过着“前店后居”式的生活。若没有去年秋季农业领域的一场重大改革，他或许将这样一成不变地生活下去。

在朱秋龙的杂货店里，一张“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光荣称号”的证书被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嘉定从去年秋播开始推行粮食生产家庭农场模式后，犹如当初义无反顾擒获抢劫犯，朱秋龙没有任何犹豫地成为改革大军中的一员，他希望藉此改善家里的生活，“儿子已经四年级了，妻子最近还要动手术，肩上担子重了。”

这轮改革中，朱秋龙所在的北新村成为排头兵。这个毗邻江苏太仓的村庄，方圆6.02平方公里，粮田面积达到3800亩。在推行家庭农场模式中，北新村共拿出1200亩粮田分给家庭农场主。

朱秋龙成为幸运儿之一，但整个过程却并不轻松。

“看报纸才知道这个事。”朱秋龙拿出一份叠得方方正正的《嘉定报》，上面刊登了“嘉定推行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消息，农业户口的他完全符合准入条件，便向村里提出申请。

“我们对24位候选人进行审核、评定、公示等一系列程序，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最终选出首批10位家庭农场主。”北新村一位村干部对记者说。

按照区农业部门的统一规定，家庭农场主的租田价格是每亩700元/年。在此基础上，北新村规定，家庭农场主还需缴纳600元/亩的押金，这是为了防止转租等情况的出现。从全区范围来看，这也是大多数行政村的做法。

获得资格的朱秋龙随即向朋友借了20万元，“交完租金和押金，剩下的钱正好购买农资和农忙时请帮工。”在村委会的统一安排下，朱秋龙的家庭农场规模为122亩。

虽然年纪不算大，可朱秋龙对种地并不生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自家5亩责任田里，他种过水稻、小麦、棉花和大蒜，“搞了5年多，印象中没赚过钱。”

从5亩到122亩，跨度着实不小。村干部带着朱秋龙去看地时，他心里咯噔一下，“那么大的地方，我一个人来得及干吗？”

和当初心里没底不同，成为家庭农场主一年后，朱秋龙笑着说：“我觉得100多亩还是太少了，200亩正合适。”

一年净赚十多万

种地到底赚不赚钱？

“比去工厂打工肯定不差。”由于还没从北新村村委会拿到卖粮的收益，朱秋龙尚未得知这一季秋收到底能挣多少钱。不过，今年水稻的收成不错，朱秋龙的净收入超过10万元没问题。

从区农业部门收到的部分反馈来看，家庭农场主今年收获颇丰，大部分亩产水稻在600公斤左右，高的甚至达到700公斤。区农委种植业办主任程秋华以上一年度平均产量为基准算过一笔账，算下来种粮户每亩净收入为1044元。要知道，去年水稻平均亩产558公斤，而今年亩产要高出不少，收购价与去年持平的情况下，农户的收益自然就多了。

化肥是种粮户的开支大头，朱秋龙在这方面的支出达到1.3万余元，其它的支出还包括农机的开沟费、耕地费、收割费，以及农药、烘干、排灌、运输、外聘帮工、地租等费用。粗算下来，朱秋龙这一年在粮田上的投入约为15万元。

相比于一年前的忐忑不安，如今的朱秋龙已然有了足够的底气。“以前种地一人一天收割2亩水稻就算不错了，现在基本都是机械化操作，省力多了。”他告诉记者，“村里的合作社全程指导我们，该打什么药水、施什么肥料，都有专人提醒并提供农资，不用操心。”

让朱秋龙烦心的事也有，那就是相当不给力的天气。10月下旬以来，上海持续阴雨，严重影响农业“三秋”工作。据市气象部门监测，10月21日到11月23日之间，雨日共有22天，降雨量达到159.5毫米，上一次有这么大的降雨量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土壤湿度大使得农机无法下田作业，加上生育期推迟，水稻收割明显晚于往年。

“从收割到烘干，全程机械化操作，稻谷都不用落地。”趁天气好转，农机人员花了2天就收完了朱秋龙包下的100多亩水稻，让他颇为欣喜，“要是跟以前一样全靠人工，今年肯定亏得血本无归。”目前，全区共有120套粮食烘干设备，覆盖了所有拥有粮田的街镇。

像朱秋龙一样，嘉定的家庭农场主们在田间地头收获丰收的同时，也从土地上收获着做农民、搞农业的体面和尊严。

今年刚满60岁的朱海明是朱秋龙的邻居，17岁就开始种田的他算得上是“老把式”。这位近10年来一直在养猪的农民，去年承包了132亩土地当起了家庭农场主。从2013年起，嘉定全面开展不规范生猪养殖专项整治工作。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朱海明还是放下了他的养猪事业。现在看来，这个被逼无奈的选择给了朱海明不错的回报，“大规模养猪就像炒股票，猪肉价格高的年份能赚钱，价格低的年份就亏钱。”有一年，朱海明饲养的200多头猪长达20多天不进食，把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种田只是少赚多赚的问题，稳妥多了。”

站在自家的田埂上，朱海明告诉记者：“等我干不动了，就让儿子来接班，种地有奔头。”

家庭农场已达百户

从在自家四五亩的责任田上零敲碎打，到在超过百亩的成片土地上规模化经营，在农业领域的变革进程中，嘉定100名家庭农场主站在了潮头。

到12月7日，全区7.34万亩水稻均已收割完毕。一年来，全区没有一名家庭农场主主动退出。目前全区粮食生产家庭农场达到100户，经营面积近1.3万亩，占全区水稻最低保有量的20%。

值得一提的是，嘉定去年报名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农民共有101人，有一位农户因没能通过年度考核而被取消资格。《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实施意见（试行）》中明确了退出机制，这位农民违反了其中一条——家庭农场经营者取得家庭农场经营权后，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和管理，常年雇用其他劳动力。区农委种植业办主任程秋华表示：“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依法依规行事是嘉定坚守的底线。”

据程秋华透露，预计今年嘉定将新增65户粮食生产家庭农场。嘉定的目标是到2017年达到217户，水稻种植面积达32550亩，占全区水稻最低保有量的50.9%。

在很多人看来，嘉定发展家庭农场是自上而下、不得不做的“规定动作”。事实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现实：随着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种田微薄的收入不再被嘉定农民所看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区农业部门去年调查发现：嘉定种粮的本地务农人员仅有130人左右，其中仅有30人处于就业年龄段。

推行家庭农场后可喜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田头。“80后”陆云亭一口气承包下150亩土地，“农民为什么不能过上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

家庭农场的推出，一方面，“将来谁种地”的问题得以破题；另一方面，粗放种植的现象正在缓解，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和乡村治理的一剂良药。可以说，发展家庭农场是现有农地制度框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然而，作为新生事物，“成长的烦恼”在所难免。

首当其冲的是来自基层的阻力。一直以来，种粮补贴成为部分经济相对薄弱的行政村的重要经济来源。推行家庭农场后，一部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场主，家庭农场所在村虽能得到一些管理补贴和考核性奖励，但与原先的种粮补贴仍有一定差距。对家庭农场主的遴选、考核等管理工作，也无形中增加了村委会的负担。两方面原因导致不少村干部对发展家庭农场有抵触情绪。

此外，嘉定的粮食生产家庭农场采取“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然而，有农场主对合作社的服务颇有怨言。原来，有些合作社不但设备陈旧，且没有固定的农机人员，招收的临时工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受到区农业部门推崇的“外冈模式”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子——“合作社+互助小组+家庭农场”，实现了“大机互助化、小机家庭化”的农机服务模式，引导机农一体家庭农场发展。“农场主既是职业农民，又是农机手，经营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同时，还能通过开农机赚钱。”程秋华说，“未来的家庭农场主必须持有农机驾证和新型职业农民2张证书。”

另一个困扰区农业部门和家庭农场主的问题是社保缴费。《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对就业年龄段家庭农场经营者，提供每人每月700元社保缴费补贴。“无论是以合作社的名义还是家庭农场主个人，目前都没有缴费通道，这是全市性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统筹协调。”程秋华无奈地表示，“要吸引更多年轻人从二三产业回归农业生产，这个问题必须解决。”